拜月光

在潮汕客家那里,我们把月亮叫月光。

这个叫法我从小跟着大人们这样叫,叫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如今在山城一个落雨的下午,坐下来写这篇文章,才发觉这个称呼里似乎藏着些什么。

我想写的,是九岁那年的八月半,也就是中秋的夜晚。

当天一早,奶奶就开始忙活起。

奶奶在厨房和堂屋之间来来回回,把东西一样一样洗净、切好、摆放。我跟在奶奶后面转,也帮不上什么忙,就看着那些东西慢慢在桌上聚拢,柚子,自家果园树上摘的,圆滚滚,外皮还带着一点青;油柑,小小一颗,青绿色,摸起来生硬,我忍不住拈了一颗塞进嘴里,涩,皱了下眉头,奶奶用眼神制止我,我把那颗油柑含着,等着那个涩慢慢退去,等着后头的甜从口腔里渗出来;还有糖果糕点,月饼,一碟一碟地摆好;清茶,三杯,茶杯排成一列,安静地侯着;香炉擦过了,用红布包着;两根红蜡烛,三根粗一些的香,一小包细香,规矩地暂放在香炉旁侧。

最后,奶奶从里屋拿出一样东西,放在供桌的一角。我认出来了,那是刚从我书包里拿出来算盘。

那是爷爷给我带去学校上珠算课用的算盘,木框,褐色的珠子,有些珠子拨起来会有些干涩,但我喜欢它的重量,喜欢走路时他在书包里哒哒作响的感觉。奶奶把它放上去,小心翼翼,和那些果品、月饼并排。她说,这是给月光娘娘看的,也是给我祈福用的。读书的孩子,要请月光娘娘保佑,聪明伶俐,学业进步。

我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算盘被摆上供桌,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好奇夹杂着不理解。涩和甜搅在一处,像那颗还含在嘴里的油柑。

爷爷那边备的是拜月光的流程。他把三柱清香再次确认好,放在一旁,等天色擦黑。拜月光的事,由他来主持,这是规矩,从曾祖父那一辈传下来的,没有人刻意提及过这个仪式的出传承,但氏族里好像所有人都清楚明了。

傍晚我和爷爷在院子里坐了一会儿。他抽烟,我坐在他旁边,看着天色慢慢暗下去。那时候鱼仔湖没有路灯,或者有,但亮度不够,照不到我们住的那一片区。天一暗,村子就沉下去了,沉进一种很厚实的暗里。爷爷把烟掐灭,站起来,说,快了。

我往他说的那个方向看,月光正从远处的山凹处升起来。优雅,明亮。

祭拜的地点在禾庭。

禾庭是屋外一块宽阔的水泥地,平日里用来晒稻谷、丢沙包、晾菜干,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在这里发生,包括婚丧嫁娶。也算得上是一块世俗之地。但中秋那晚,奶奶把供桌搬出来,放在禾庭中间,桌面朝向月光升起的方向,那块世俗地就有了另一种气息,安静,肃穆,和平时晒稻谷或丢沙包时不一样。

爷爷点蜡烛。两根红蜡烛的火焰在夜风里轻轻摇动,把供桌上的那些东西都镀上了一层暖色。柚子,月饼,油柑,清茶,还有那把算盘。烛光跳动,算盘的木框有了光泽,那些褐色的珠子像是活起来了一样。爷爷点起粗香,三柱,插进香炉,烟徐徐上升,消失在月光的明亮中。

爷爷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红纸。那张纸叠得很整齐,他展开来,我看见上面写着字,是软笔写的,一列一列,我凑近去认,认出了自己的名字,认出了父亲的名字,认出了叔叔的名字,认出了哥哥姐姐们的名字,都在那张红纸上,被爷爷一笔一画写下来。

他朝着月光娘娘升起的方向站定,半鞠,双手持香,仰头,开口念念有词。

月光娘娘,是对月神的称呼。我第一次清楚地听见这个对月光的称谓,小小疑问过,为什么不是月光爷爷,月光伯公?爷爷请神时念的那些祭祀用语声音不大,语调平稳,像是在和一个熟识的长辈说话,认真,严肃,一丝不苟。我听不懂全部,只是站在旁边,感觉那些声音从什么很深的地方来的,比日常的话语更古老。

请完月光娘娘娘,爷爷开始祈福。他低头看着那张红纸,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地念起。念到我父亲的名字,停了一下,我不知道爷爷在那停顿里补充说了什么,或者想了什么,他很快就继续往下念了。念到奶奶的名字,奶奶站在旁边,低着头,不说话。念到我的名字,我按爷爷事先教导我的双手合拳拜三拜。我记得那一刻,我记得非常清楚,听见自己的名字从爷爷嘴里被念出来,被送进那一炷香的青烟里,送向月光娘娘。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轻轻罩住了,某种我不完全理解但确实存在的东西。

全部念完,爷爷跪下去叩拜。我跟着跪下去。

膝盖碰到禾庭的水泥地,有一点凉,有一点硌,但我没敢挪动,就这样跪着,低着头。月光落在禾庭上,烛光在旁边跳动,香烟往上走,家里每一个人的名字刚刚被传送出去,此刻正在某个我看不见的地方漂浮着。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是随行跪着,感觉有什么东西比膝前的供桌大很多,比膝下的这个禾庭大很多,比整个鱼仔湖村落都大很多,但又切切实实地从这张红纸、这三柱香、这个跪在水泥地上的爷爷身上生长出来,传送出去。

拜完,香还在慢燃,不能急着收。我们在旁边等候,等候爷爷通过某种祭祀术语送走月光娘娘和八方诸神。而后看着那三根香慢慢烧短,烟越来越细,最后只剩一点红光,在夜风里微微明灭。

等香燃尽,爷爷才收拾供桌。供品撤下来,月饼切开,柚子去皮,油柑装在红色塑料盘子里传着吃。那把算盘也从供桌上拿下来,奶奶擦了擦,递还给我。我接过来,回到客厅,放回书包。抱起书包,掂量了几下,觉得算盘变重了一点,说不清楚哪里不一样,只是重了一点,像是被什么东西附着了,看不见,但相信存在。

拜完月光,人就往榕树底下走了。

榕树在院子旁的东南一角,生长了很多年,据说比我们家的房子还要老好多好多年,树干要十来个儿时玩伴合抱,树冠铺得很开。月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地上有很多小小的光斑,风一吹,光斑就动,像有什么活的东西在地上游走。

大人们把藤椅搬出来,其他家的人拜完月光一个一个走过来,聚着聚着人就多了。九妹伯母带了自己腌的橄榄菜,装在旧饼干铁罐里,揭开来咸香扑鼻,和着伍仁月饼吃。隔壁阿伯拎了把芭蕉扇,自己扇,顺便帮边上的人也扇几下。孩子们追着狗在院子里跑,大人喊了一声,孩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跑。围坐树下,大人们聊新闻联播,聊地里的庄稼,也聊村里的八卦,话题跳来跳去,没有顺序,也不需要顺序。那些混在一起的声音构成了一个夜晚,构成了一种我后来花了很多年才真正意识到其珍贵的生活。

那晚父亲送完拜月光需要的柚子和油柑后,便回去了果园山寮,守着那些即将成熟的果实。应该是杨桃和龙眼。山寮在鱼仔湖更深处的山上,我朝那个方向望了一眼,山是黝黑的,沉默的,什么也看不见。月光再亮也看不见。

拜完月光后的夜晚,大人们还会领着我们小孩唱《月光光》,用客家话唱:

月光光,照四方; 拗牛眼,一支香; 拗腊蔗,等新娘; 新娘来到伯公坳; 耳环搏来做秤铐; 一对阴,一对阳, 过加两日来拜堂。

(这些词被准确写下来,是近期让老家亲人帮忙从我依稀零散的记忆里补全的。我把这首童谣的词打出来时,清晰明确,但那个调子只能在记忆里哼。这些或也只属于客家老家和那晚禾庭榕树下的声音。)

夜深了,孩子们泛起困,有人说,阿公,讲个古。

爷爷放下茶杯,茶是凉的,他也不在意。清了清嗓子,开始讲。他讲的时候声音不大,连那几个还在跑的孩子也停下来了,靠在大人腿上,仰头看着他。月光落在他脸上,榕树叶子在他脸上留了细碎的阴影,像是时间在他脸上轻轻走过。

我听着听着,走了神。

那晚的月亮太亮了。爷爷的声音还在我耳边,但我的眼睛已经往上缓缓挪动,直到目光落在那轮圆月上,盯着它看。平时大人常教导不要用手指月亮,要不然月光会在我们睡着时割掉我们的耳朵。中秋夜更不能。我相信这件事,所以整个仪式里两只手都管得稳稳的。但此刻仪式已经完满结束,旁人只管热闹,其他小孩只顾着听爷爷讲古,趁无人在意,我悄悄地、快速地,用右手的食指,指了一下月亮。

没有人看见。

我缩回手,心跳了几下,期待着验证第二天睡醒后耳朵是否还在,月光娘娘会割掉我的左耳朵,还是右耳朵。又把目光转回爷爷脸上,继续听。

我不记得他那晚讲了什么故事了。声音留下来了,神情留下来了,月光留下来了,但故事本身消失了。也许故事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讲述的人,是那种被一个声音聚拢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知道自己属于某个地方、某些人的安全感。

那个夜晚后来就这样结束了。椅子一把一把搬回去,橄榄菜的铁罐盖上,孩子们被各自的大人领走,榕树底下慢慢空了。月光还照着,照着那棵树,照着那块禾庭,照着供桌撤走之后的空地。

我那时候以为,这样的夜晚每年都会有,年年如此,不需要去刻意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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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文近日我在山城写了很久,写写停停,停停写写。

楼下书客厅的角落里摆着那把算盘,它从爷爷手里到父亲手里,再到我手里,从供桌上的祈福之物,到上学时用的工具,再到搁置多年,再到被我从父亲的遗物里带走,带来山城。它现在没有任何实用意义,就那么放着。我有时候看它一眼,想起那晚禾庭上烛光里的那个样子,想起奶奶把它放上供桌时认真的神情,想起它被递还给我时那一点说不清楚的重量。

爷爷走了很多年了,父亲去年走的。那棵榕树早年已被砍伐后建起了新的房子,小学时住着的琉璃瓦房空在那里,月光年年照过去,照着同一块禾庭,只是禾庭上再没有人摆出那张供桌,再没有人展开那张红纸,把家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念给月光娘娘娘听。

那些名字,如今散落各地,没有人会再一一念起。

那首客家童谣我还记得每一句,但那个调子只在记忆里留着,唱给自己听。我在山城,鱼仔湖在广东潮汕一个并不为太多人所知晓的客家村落里,中间隔着一千五百多公里,隔着爷爷和父亲相继离世之后空出来的距离。

今晚山城的天是阴的,看不见月亮。但月光在云的后面,在它一直待着的地方。照着鱼仔湖,照着那棵老榕树,照着禾庭上那块我们曾经跪拜下去的水泥地。

至于哪个对于月光的禁忌和小小叛逆,我是后来才想起。

九岁那晚,我悄悄指了一下月亮,没有人看见,什么也都没有发生。但月光娘娘娘大抵还是知道的。那晚之后,打我记事起,至今依然是个执拗、自我之徒。很多声音能听见,但听不进内心深处。耳朵长在头颅两旁,完好无缺,但对世界已然听力全失。

好在,只需看见月光,无须听见月光。

看那月光光,照四方。

海马体

对于海马体而言,记忆不是一条连续的河流,而是一片散落的群岛。有些岛屿完整地浮在水面上,草木葱茏,边界清晰;有些则半沉半浮,只剩山顶露出水面,隐约可见曾经的轮廓;还有的彻底没入水下,只在水流平缓时投下一团模糊的暗影。海马体不负责判断哪些岛屿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沉没,它只负责存储,而且是被动存储。真正的筛选发生在更深的地方,在一个连神经科学也说不清楚的位置。那里有一个开关,触发了,某些岛屿就开始下沉。不是轰然坍塌,而是缓慢的、几乎不可察觉的沉降,像海平面在无声地上涨。而选择性失忆,大抵就是海马体的被动存储,遭受到了情绪或心理创伤的破坏。

我是一个选择性失忆症患者。所谓选择性,并非大脑像图书管理员那样精心挑选几本不想要的书籍堆砌进仓库,而是某种无声的沉降。它不分轻重缓急,不理会哪些记忆值得保留,哪些应该遗忘。他只是粗略地划出一个范围,比如我恰巧在二十一岁至三十岁之间的那片海域,部分岛屿沉下去。不是全部,是部分,可能是小部分,也可能是大部分。留下的是一座座还浮在水面上的孤岛,彼此之间隔着雾蒙蒙的水面,看不见对岸,更找不到渡海的船。

失忆也不算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更像是一场缓慢的潮汐,每天涨落一点,带走一些沙石,磨掉一些棱角,等到你察觉的时候,海岸线已经发生了偏移。我清晰记得很多事情,记得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门庭外的那棵黄皮树,每年六月结满果子,酸得让人直皱眉头。记得大学时在学校湖边的路灯下复习,路灯把我投射进湖面,一摇一晃的。记得毕业典礼那天,有人的帽子被风吹跑,追到湖边才捡回来……

另一些模糊或者空白了的部分,像一本被人撕掉了部分页码的书。部分章节还在,字迹清晰;有些只剩下残页,边角焦黄,字迹模糊;有些干脆不见了,连章节标题都无从知晓。

家人和医生告诉我,这是一场车祸造成的。二零一九年,三十岁,珠城,海滨路。为了躲避一只突然窜到车灯前的流浪猫,也可能是流浪狗,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我猛打方向盘,车辆侧翻,在沙滩上翻滚了几圈。这些细节不全是我自己记住的,是心理医生们告诉我的。他们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很小心,像在复述一份需要谨慎处理的医疗报告。我细听,觉得那个在深夜开车冲向沙滩的人离我很远,像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的朋友。即便我知道亲历这一切的正是我自己。

我自己记得的东西不多。急刹车的声音,不是尖锐刺耳的,是沉闷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内部断裂。紧接着是身体被甩向一侧的重量,那种失重感很奇怪,它不是让你临空飘起,而是让你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得很重,每一块骨头拽着肉身向下坠。

而后是沙子的清晰触感,粗糙的,带着海水的咸腥,从破碎的车窗飞洒进来,贴在脸上,贴在脖颈上,贴在任何裸露的皮肤上…..最后海水从四面八方涌来,甚至连挣扎的时间都没有,便溺水窒息。这些感受是真实的,它们不像是记忆,更像是身体的本能记忆。

车祸之后的记忆也不是完全的空白,是一张被海水泡过的报纸,有些地方的墨迹洇开了,看不清写了什么;有些地方整块缺失,只剩下一些不规则的洞;但还有些地方字迹依然清晰,甚至比原来更醒目。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天花板是白色的,墙壁是白色的,床单是白色的。有人喊我名字,我听见时觉得这个名字是问谁借来的。有人告诉我在哪座城市,我听见时脑子里浮现不出一幅对应的画面。但有些记忆的碎片是后来的事情了。更早的,那十年间左右的部分,那些被海水漫过的岛屿,沉下去的到底是什么,我不得而知。

后来我慢慢重建了一些东西。不是找回那些沉没的岛屿,是学会了在剩下的岛屿上生活。就像一片群岛的居民,不去追问那些消失了的陆地去了哪里,只在还坚实的地面上盖房子,种庄稼,等日出,写作。我离开了珠城,来到山城,在南新街开了家小店,卖咖啡和金酒。我开始写一部小说,写一个叫王佑城的人,在珠城创业,还在海边建了一栋玻璃房子作为公司总部,叫做向海中心。后来创业失败,破产离开。写这些的时候,有些细节自己会冒出来。比如那本蓝色封面的唯一诗集,夹在整墙的经管类工具书籍中。比如那张夹在书页里的旧船篇,比如深夜在海边抽烟时烟灰被风吹散的细节。我不知道这些细节从哪里来的,我敢肯定他们不全是记忆。但它们就是形成在意识里,再顺着笔锋,倾泻而出。

落脚山城生活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和一个人在北滨路碰面。她叫林挽江,在北江大学读医学研究生,兼职网络文学编辑,我写的小说她基本都在看。我们沿着江边走,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说话的方式我很适应,不着急,不追问,每说完一句都会停顿一小会儿,像在等上一句话落稳了再开口。她身上有种医学生特有的冷静与克制。看什么都像在看病例,但又不让人觉得冰冷。

今天她聊到创伤性记忆的处理机制。她说大脑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会选择将一段记忆压缩成一份只有结论和关键数据的摘要,然后丢弃过程性的录像带,只留下一些无法处理的静止画面。她说这是一种防御和自保,为了让机体能够运转,不至于被过于沉重的信息压垮。她说这些的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教科书上的知识点。

我说就像接受车祸失忆的诊断。

她的脚步好像慢了半拍,但没有接话。

我们沿着江边走,对面南岸的灯火在水面上拖成模糊的光带,雾从江心漫上来,吞掉远处的轮廓。江水流着,不急,也不停。林挽江看着不远处的两江交汇处,说黄浦江是长江入海前吞下的最后一条支流。她说长江的旅程到此为止,它的名字和故事都汇入另一个更庞大的叙事里,但也可能是另一种开始。“入了海,才是真正水循环的开始。”

我没有说话。端着那杯已经凉透的咖啡。凉了的耶加酸得突兀,那种“隔”的感觉更明显了。林挽江总说我手冲的咖啡有种隔的感觉,像隔着什么东西。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但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她到点该回去学校了。沿着来的路往回走,不紧不慢,身影很快被雾吞掉。我站在观景台上没动,江风毫无遮挡地吹过来。我拧开杯盖又喝了一口,凉咖啡的酸味在舌根处停留了很久。

往渡口走的路上我想起一些事。刚来山城那会儿我试过很多办法,想弄清楚那些沉下去的岛屿到底是什么。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让我试试冥想,回到过往的那些场景里去。我试了,闭上眼,看到的只有沙子和海水,还有一个模糊的方向盘。我很想看清二零一九年那晚,我试图躲开的,到底是猫是狗,还是人。无论他是什么,我想知道后来我是否成功躲开了,有没有伤害到他?而且我很想知道,我是开多快的速度才会从海滨路上侧翻进沙滩,再跃进海里?可我一旦试图往记忆深处探寻,就会从冥想中醒过神来。

我甚至不确定那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后来根据医生提供的病例补全的想象。我也试过回珠城,可买了票,到了车站,又折返回来。站在候车厅里看着电子屏上滚动的车次,珠城两个字跳出来的时候心跳得很快,但腿总是失灵,断开了神经的连接,怎么也迈不出去。有一回我在候车厅坐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把票退了。那时候还不认识林挽江,也没开始写这部小说,每天在更新换取铜板的网络小说之余,就是开店、关店、睡觉、醒来。

后来我决定写这一本小说。写一个叫王佑城的人,写他失败,写他开车离开。写着写着,像是在替另一个人讲他还没讲完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最终会通向哪里,但我知道,只要继续写下去,那些沉下去的岛屿、那些被摘除、被压缩、被隔离的碎片,总有一天会自行浮出水面。于是有了三十余万字的《江与城》。

我们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当他俯身抵住那再度滚落的巨石,汗水的咸味渗进嘴角,他终于在周而复始的苦役中认出了一场荒诞的胜利:诸神以为惩罚便是无望的重复,却未曾料到重复恰恰是他赢得自由的路径。没有一种命运不能以蔑视来超越,他如此反复地搬运自己的命运,就像一个人在海边固执地垒着被潮水不断抹去的沙堡。不为完成,只为每一次弯腰都能在沙滩上投下人的身影。这一刻,石头不再属于诸神,它成了他与山巅之间唯一忠诚的契约,他承担它,它便照见他。

污水塘

小时候,在村子的东南角有个污水塘。

说它是塘其实抬举了。不过是低洼处积了水,周围长满蒿草,水面常年漂着一层铁锈色的油膜。源头是上游几家小作坊,漂染的、电镀的、做纸的,废水顺着沟渠流下来,在这片凹地歇了脚。水是浊的,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气味,不像腐臭,更像铁钉泡久了发出来的腥。

污水塘里,长着一丛一丛的白草。

那些草我后来从没在别处见过。杆子比芦苇细,比狗尾巴草粗,挺直地戳出水面,穗子毛茸茸的,白得不掺一点杂色。是刀锋上月光的那种冷白,清冷,干净,带着某种拒绝。它们从锈水里长出来,根扎进最脏的泥,穗子却朝着天,比村里任何庄稼都挺拔。

大人不让靠近。说那水有毒,说草根底下沉着死猫死狗,说谁家孩子掉进去就没捞上来过。我远远看着,觉得那白草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后来父亲教会我骑自行车,能去更远的地方了。经常骑车进山林,骑车到更干净的江河旁。但污水塘的存在始终在心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眼看着塘里的水更浊了些,草更密了些。风一吹,那些白穗子齐刷刷地倒下去,又齐刷刷地站起来,像一群不说话的儿时玩伴。

我常骑着自行车在那儿发呆。有时带上自己的日记本,写不出什么,就坐着看水面的油膜怎么被风揉皱又摊平。有蜻蜓停在草尖上,翅膀是透明的,跟白草配在一起,像某个人小心安置的摆设。偶尔有鸟从塘面掠过,翅膀扇起的气流让白草弯了弯腰,然后直回来,继续站着。

那时候的自己并不理解村里的人为什么如此刻意地远离这里,明明这些污水来自人类自己。

记得镇上中学的化学老师来取过水样。他站在塘边,举着试管对光看,说重金属超标几十倍。又拔了几根白草,根须在水里漂着,像老人的白发。“怪了,” 化学老师说,“这种水还能长东西。”

后来他再没来过。白草继续疯长。

有一年大旱,村里的井见了底,污水塘的水也退了一圈。露出来的塘底黑得像墨汁,太阳一晒,裂成龟背一样的纹路。可那些白草没倒,根须从裂缝里扎下去,穗子虽然矮了些,照样冷白,照样挺拔。我蹲在塘边看了一下午,看蚂蚁怎么绕过龟裂的泥地,看一只蛤蟆怎么从草根间跳过去,身上沾着黑泥,眼睛鼓鼓的,盯着我,然后跳进更深的草丛。

那年初冬落了霜,白草穗子裹了一层冰晶,更白了。太阳出来,霜化了,穗子湿漉漉地垂着,打不起精神。第二天又挺拔起来。

后来我离开村子,到城里念书、工作,十几年再没回去过。污水塘出现在了今天早晨的梦里,白草依旧疯长。城里有公园,有湖,有水边的芦苇和菖蒲,都好看,都干净。但没有白草,那种从脏水里长出来、比什么都更具生命力的白草。

时隔多年,今年春节回去祭祖,特意绕到村子东南角。塘还在,水还是浊的,但浅了很多。白草也还在,稀了一些,穗子还是白的,只是有些蔫了。旁边立了块牌子,写着“生态修复示范点”,字迹模糊,大概有些年头了。

梦境里,回去的路上,轻盈地骑上父亲的二八大杠,路边的树木簌簌后退。污水塘是一个大时代,白草成了大多数中的极少数。水是污的,根是苦的,穗子要白就白到泛冷光。没人靠近,甚至没人知道。噢,唯独那田间的风知道,蜻蜓知道,那只跳进草丛的蛤蟆知道。

过了西宁,窗外的绿色就彻底消失了。戈壁滩铺开,灰褐色的,偶尔有几簇骆驼刺贴在地皮上。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变得空旷,像整个车厢都在风里轻轻晃。

他睡我对面中铺。重庆西上车时只点了个头,各自放行李。后来大概是无聊,他探下头问我借阅放在桌板上的书,就这么聊开了。

聊重庆,聊各自为什么出门,聊一些有的没的。他有种奇怪的说话习惯,每说完一句会停顿一小会儿,像在等那句话落稳了再开口。我不记得聊过什么具体的,只记得窗外的山从绿变黄,又从黄变成石头,他的声音一直在那里,不紧不慢的。

格尔木是第二天黄昏时到的。

车快进站时他忽然说,我在这儿下。我说不是去拉萨吗。他说本来想的,后来改主意了。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愣了一下,想问为什么,又觉得不太合适问。那几秒的沉默里,列车员开始报站,格尔木到了,停车十五分钟。
他爬下来收拾行李。背包很小,三十升的样子,从铺下拉出来,拍了拍灰。我说这就走了?他说嗯,你继续玩。我坐起来想说什么,他已经转身往车门走了。

我跟了下去。

站台上人不多。落日正在西边,把铁轨涂成暖橙色,从脚下一直铺到看不见的地方。他背着光,脸看得不很清楚,只能看见轮廓镶着一层金边。风从旷野吹过来,干燥,冷,带着戈壁那种空旷的味道。

我递了根平时并不抽的烟给他。他接了,点上,吸了一口说格尔木的烟比重庆呛。我说海拔高。他点点头,没再接话。我们就这么站着,抽烟,看太阳一点一点往下沉。

列车员开始吹哨。

他把烟掐了,丢进站台的垃圾桶,回过头说行了,回吧。我没动,他又摆摆手,真的,你走你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只说了句那行,保重。他笑了笑,那种很轻的笑,然后转身往出站口走。
我没马上上车。站在那儿看他走远。他没回头,走得不快也不慢,就是寻常走路的样子。走到出站口时顿了顿,侧了侧身,大概是在掏身份证,然后就消失在那扇门里。

哨声又响,短促。我跑回车厢,刚踏上车门,车就动了。

半靠在床铺的靠枕上,忽然觉得车厢空了很多。对面中铺的被子还散着,他没叠。小桌板上留了半瓶他没喝完的水。

窗外已经是戈壁的夜了。偶尔闪过一点亮光,不知道是人家还是信号灯。

我靠着窗,想了很久他为什么在格尔木下车。试图从对话里找到点蛛丝马迹,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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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临近打烊时,他突然出现在书客厅的吧台前,我们喝了三个多小时的酒,半句未提格尔木。

离上回路过镇远古城已经八年有余,同是路过,不一样的是,上回是去路,这回是归途。

舞阳河的水色比记忆中浑了些。对岸的吊脚楼依然挨挤着悬在水上,但有几处窗棂换了新漆,鲜红的,在灰瓦间显得有些跳脱。河面有游船缓缓驶过,柴油机的突突声沉入水底,再变成细碎的气泡浮上来。岸边石阶被磨得更光滑了,青苔在石缝里长得很有耐心。

八年。足以让石板路凹陷下去一层,让桥头那棵老树多一道深刻的疤,让手机地图上冒出许多当时没有的标签。上次路过时在桥头拍的照片还在手机相册里,那时穿着不合身的冲锋衣,笑容里有种故作轻松的茫然。如今一袭黑衣只是坐在河边长椅上,看一个老人用竹竿捞取水面的落叶,动作慢得像是时间本身。

收拾行李,拉链有些卡顿了,这是去年在山城夜市买的,皮革已磨出温润的光。我捏着拉头来回试了几次,忽然想起这八年间的许多路途——有些地方专程去寻,反觉不过如此;有些像这般偶然再过,倒看清了它原本的样貌。

该出发了。车子发动后,看了眼后视镜中的古城。它不会记得一个过客的两次途经,正如河水并不在意曾映照过多少不同的面容。但此刻阳光正斜斜打在青龙洞的飞檐上,瓦片泛起一层淡淡的青灰,像某个久远约定被无意间兑现。

返海丰的归途还长。我摇下车窗,让混着河水与柴火气的风灌进来。这气息里,八年多前的那个夏天,被唤醒在这个冬天里。

作鸟兽

陈牧把最后一只白瓷碗塞进泡沫网格时,听见隔壁传来摔碎东西的脆响。紧接着是老吴媳妇带着哭腔的骂声,词句模糊,但“散伙”两个字像钉子一样穿过薄墙。他继续打包,动作没停。碗柜清空后,露出底层压着的红纸,上面是五年前老吴用毛笔写的“吴家班”三个字,墨迹被油污晕染得像哭花的脸。

手机震了一下。老吴发来语音,背景音嘈杂:“明天北山,老陈家,最后一场。早点到。”

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陈牧回了个“嗯”。他环顾这间租来的车库,墙上还贴着三年前某场法事的时间表,纸角卷曲发黄。角落堆着打包好的纸扎,童男童女咧着鲜红的嘴,金元宝山在昏暗光线里泛着廉价的亮光。这些都是要处理掉的。或者说,已经处理掉了:同行老赵昨天开着小卡车来,点了一千二百块钱现金,说拿回去改改还能用。殡葬用品也讲究循环利用,就像他们这些人。

门被敲响时,陈牧正试图把祖传的铜钹塞进登山包。来人是周姐,手里提着两瓶啤酒,眼圈红着,但脸上带着笑。

“我就知道你还没走。”她径自进来,用牙咬开瓶盖,递过一瓶,“老吴让我来的,说怕你一个人闷着。”

陈牧接过酒。泡沫涌出来,沾湿虎口。

“嫂子那边……”

“闹一晚上了。”周姐坐在纸箱上,灌了一大口,“也难怪。儿子要结婚,家里连个像样的客厅都没,老吴还守着这破班子。这次是真散了。”

车库静下来。远处有火车经过,轰隆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周姐忽然说:“你知道我最记得什么?三年前给西街那个老太太办事,她孙女,大概五六岁,躲在门后偷看我们哭。后来她跑过来,仰头问老吴,’爷爷,你们哭得这么伤心,是不是认识我太奶奶?’”

她笑了,眼角的细纹堆叠起来:“老吴蹲下去,特认真地说,’不认识。但人走了,总得有人哭一哭,路才亮堂。’那小孩就点点头,从兜里掏出颗水果糖塞他手里。”

陈牧想起那个场景。那天太阳很好,老太太的遗像在供桌上微笑,院里海棠树开着花。老吴握着糖,哭丧的调子突然拐了个弯,像被什么柔软的东西绊了一下。

“后来呢?”他问。

“后来糖化了,粘在老吴口袋里,洗都洗不掉。”周姐把酒喝完,瓶子轻轻放在地上,“他说那是他收过最重的礼。”

她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明天别迟到。老吴讲究这个。”

陈牧点头。送她到门口时,周姐回头说:“对了,老吴让我告诉你,那对铜钹……要是实在带不走,就埋了,别卖。他说钹有魂,听多了哭声,不干净。”

门关上。车库重新陷入寂静。陈牧走回登山包前,拿出那对铜钹。边缘已经磕出细小的凹痕,红绸褪成淡粉色。他试着轻轻一碰——“锵”,声音沉而远,像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

五年前他跟着老吴学哭丧时,老吴说,这对钹是师父的师父传下来的。“哭丧不是真哭,是演哭。但钹声得真,它一响,魂才知道该往哪儿走。”

那时陈牧刚二十,高考落榜,在家躺了半年。父亲托关系把他塞给老吴,说学门手艺,饿不死。第一天,老吴让他站在院子里,对着棵枣树哭。他哭不出来。老吴说:“想点伤心事。”

陈牧想了很久,想到小时候养的金鱼死了,他把它冲进马桶时,那抹橘色在水涡里打转。想着想着,鼻子一酸,声音就出来了。老吴在旁边听了半晌,点点头:“行,有底色。”

后来陈牧才知道,哭丧人的眼泪大多是假的——辣椒水抹手帕、薄荷膏擦眼角,都是行内公开的秘密。但老吴不许他用。“假哭骗活人,骗不了死人。心里得真有块地方是湿的,调子才不飘。”

于是陈牧学会在心里挖一个小池塘,平时用盖子捂着,需要时掀开,捞点水汽上来。池塘里沉着的东西很杂:金鱼、外婆临终前攥着他的手、初恋离开时没带走的半管牙膏、还有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的,某种庞大的空。

车库的灯忽然闪了闪。陈牧抬头,一只飞蛾正反复撞向灯泡。他看了会儿,继续打包。

北山在城郊,车开上去要四十分钟。陈牧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老陈家院子已经搭起灵棚,白灯笼在晨风里微微晃动。死者是老陈的母亲,八十九,喜丧。但院子里没什么喜庆气,几个披麻戴孝的子女站在角落,各自玩手机,脸上是熬过夜的疲惫。

老吴蹲在灵棚边检查音响设备,背影佝偻。他今天穿了那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洗得发白,但熨得笔挺。听见脚步声,回头看见陈牧,点了点头。

“周姐和刘胖子去买早点了,胡伯在里头写挽联。”老吴站起来,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声,“今天人齐,好好送一场。”

陈牧放下包,开始帮忙摆香案。老吴忽然低声说:“散伙饭定在晚上,东街老馆子。你嫂子……不来。她让我把这个给你。”

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红布包,塞进陈牧手里。陈牧打开,是个银锁片,边缘已经磨得光滑。

“你儿子满月时打的,一直忘了给。”老吴转身去调麦克风,“收着吧。咱这行当,留不住东西。”

陈牧攥着锁片,金属被捂得温热。老吴的儿子去年结了婚,媳妇不喜欢公公的职业,婚礼上老吴只坐了十分钟就走了。那天陈牧也在,看见老吴站在酒店外的梧桐树下抽烟,中山装的口袋里露出半截哭丧用的白手帕。

周姐和刘胖子提着豆浆油条回来,身后跟着胡伯。胡伯是班子里最老的,精瘦,戴一副老花镜,负责记账和写文书。他一来就掏出本子:“账我连夜核了。扣掉今天的工钱,余下的平分,每人两千四。纸扎道具卖给老赵的一千二,也平分。”

刘胖子接过油条,咬了一大口:“胡伯,您这账算得比殡仪馆还清楚。”

“清楚点好,散了也干净。”胡伯推推眼镜,看向灵棚,“主家要求哭满两小时,加一场’送魂调’。老吴,你嗓子还行?”

老吴清了清嗓,发出拉风箱似的声音:“够用。”

晨光渐亮,宾客陆续到来。花圈摆满了院子两侧,白菊和黄菊混在一起,像某种喧闹的寂静。九点整,老吴朝众人点点头。周姐整理了一下头上的白花,刘胖子架好鼓,陈牧握住铜钹。

老吴按下播放键。哀乐从劣质音响里流出来,带着电流的杂音。他举起麦克风,闭上眼。

第一声哭腔出来时,院子里聊天的声音低了下去。

那是种奇特的音调——并非完全的悲伤,而是一种绵长的、起伏的叙述,像在讲一个很长很慢的故事。老吴的嗓子确实不如从前了,高音处有细微的裂痕,但正是这裂痕让哭声显得真实。他哭老人一生的辛苦,哭子女的不易,哭岁月无情,也哭福寿全归。词是套词,但每个字都咬得沉,落在地上能砸出坑。

陈牧跟着节奏敲钹。“锵——锵——”,每一声都落在调子的转折处,像在给哭声打标点。他看见老陈的大女儿开始抹眼泪,几个亲戚也红了眼眶。这是哭丧人的本事:用声音造一个场,把所有人都拉进来,短暂地共享同一种情绪。

周姐的哭声加入进来,尖而亮,像一根针,把悲伤绣得更细密。刘胖子的鼓点垫在底下,闷闷的,像心跳。胡伯没哭,他跪在灵前烧纸,一张一张,很仔细,仿佛那才是他真正的台词。

两小时像一场漫长的潮汐。退潮时,所有人都有些恍惚。老吴放下麦克风,额头上全是汗。主家过来递烟,他摆摆手,指了指嗓子。

中午吃席。哭丧人单独坐一桌,在院子最角落。菜很丰盛,但没人动筷子。刘胖子开了瓶白酒,给每人倒上。

“最后一顿了。”他举杯,“说点什么吧,老吴。”

老吴看着杯里的酒,看了很久。“我十六岁跟着师父,第一次哭丧,吓得腿抖,把调子全忘了。师父一巴掌扇过来,说‘死人都比你胆子大’。后来我就记住了,怕啥都不能怕死人,他们最讲理,给钱就安静听着。”

他喝了一口,酒辣得他皱了皱眉:“这行当了五十年,送走多少人,记不清了。有哭得真心实意的,有哭得糊弄了事的。但每次钹一响,我就觉得……他们在听。不管真哭假哭,总得有人送这一程。”

周姐小声说:“我加入那年,孩子刚上小学。现在他都大学毕业了。老吴,谢谢你当初肯收我。都说女人干这行晦气,你从来没说过。”

“女人眼泪真,比男人强。”老吴笑了笑,眼角堆起很深的皱纹,“刘胖子,你呢?我记得你来的时候,说只干三个月,凑够买摩托的钱就走。”

刘胖子挠挠头:“结果摩托没买,买了套鼓。一打就是十二年。”他顿了顿,“其实我喜欢打鼓。别处打鼓是给人听,这儿打鼓……是给那边听。不一样。”

胡伯没说话,只是把杯里的酒慢慢喝完。他耳朵不好,可能没听全,也可能听了不想说。陈牧想起胡伯有个习惯——每场事办完,他都会在账本背面记下死者的名字和日期,字很小,挤在一起,像一片安静的墓碑。

轮到陈牧。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最后只说:“我敬大家。”

酒杯相碰,声音很轻。

下午是“送魂调”。这是老吴的绝活,不插电,纯人声。班子围着灵柩站成一圈,老吴起头,其他人跟着和。没有歌词,只有“啊——哦——哎——”的长音,盘旋上升,在灵棚顶端交织,然后缓缓降落。据说这调子能引路,让魂魄不迷途。

唱到一半,陈牧看见老吴闭上了眼睛,眼泪顺着皱纹流下来。这次是真的眼泪。

他忽然想起很多碎片:老吴教他认法器,说锣属金,鼓属土,钹属水,要相生相克;周姐第一次哭丧,紧张得忘了词,老吴不动声色地接过去;刘胖子冬天打鼓,手上生冻疮,胡伯给他带了副毛线手套,指头处剪开,露出指尖;还有无数个奔波的路途,他们在破面包车里吃泡面,车窗上蒙着白霜,外面是黑夜和更黑的远方。

调子结束时,院子里静得能听见远处鸟叫。主家愣了很久,才想起来给红包。

收拾东西时,老陈的大女儿走过来,递给老吴一个信封:“我爸说,加一点,辛苦了。”

老吴推辞,对方硬塞过来:“我妈走得安详,谢谢你们。”

回城的车上,没人说话。面包车老了,发动机声音很大,盖过了一切。陈牧看着窗外,田野、电线杆、零星房屋向后倒退,像一卷倒放的胶片。他想起这五年,在这辆车里度过了多少时光——去时带着道具,回时带着疲惫和一点点现金。日子是一根细线,串起这些重复的站点。

晚饭在东街的老馆子。老板娘认识他们,特意留了包间。菜上齐后,老吴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钱在这儿,胡伯分好了。”

胡伯接过,掏出几沓现金,数出每人一份。动作熟练,像进行过很多次。但这次之后,不会再有了。

陈牧接过自己的那份。两千四,不厚不薄。他想起五年前第一次拿到工钱,八十块,老吴说:“记住这感觉,这是你挣来的命。”

“以后有什么打算?”周姐问。

刘胖子说有个朋友开了家婚庆公司,缺鼓手,他去试试。“反正都是热闹场子,红白都是喜。”

胡伯要回老家,儿子在县城开了个小超市,需要人帮忙看店。“耳朵不行了,哭丧也听不准调了。”

周姐沉默了一会儿:“我可能……去当保姆。之前有个主家提过,说她妈喜欢我。”

大家都看向老吴。老吴喝了口茶:“我啊,歇歇。你嫂子让我去公园跟着打太极。”他说得轻松,但手指一直摩挲着茶杯边缘,那里有道小小的缺口。

没人问陈牧。也许他们觉得他还年轻,路多。也许不知道该怎么问。

散时已近九点。街灯亮起来,把影子拉得很长。老吴挨个拍了拍他们的肩,拍到陈牧时,手多停了几秒。

“那对钹,”他低声说,“还是埋了吧。找个干净地方。”

陈牧点头。

老吴转身走了,中山装的身影慢慢融入夜色。周姐和刘胖子一起往地铁站走,胡伯朝相反方向。陈牧站在原地,看着他们散开,像水滴落入积水,很快不见了痕迹。

他独自走回租的车库。灯坏了,他打开手机电筒。打包好的纸箱堆在角落,像个微型的白色城池。中央空出一块地,露出水泥原本的颜色。

陈牧坐下来,从登山包里拿出那对铜钹。电筒光下,金属泛着幽暗的光。他想起老吴的话:“钹有魂。”

那人的魂呢?五年的日子,折叠起来,也不过几沓钞票的厚度。他忽然很想哭,不是哭丧那种有调子的哭,是无声的,从心里那个池塘直接涌出来的哭。但眼睛是干的。

他坐了很久,直到手机电量告警。最后,他把铜钹重新包好,塞回登山包。没有埋。他决定带着。

离开车库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张时间表被风吹落一角,在空气里微微颤抖。他关上门,锁“咔哒”一声,很轻。

街上已经没什么人。陈牧背着包往前走,不知道要去哪里。背包有点沉,铜钹随着步伐轻轻碰撞,发出闷响。那声音被夜色吸收,传不了多远。

但他听着,一步一步,像听着某种心跳。

甜茶馆的老板娘多杰措姆换上了厚围裙,铜壶嘴的白汽更浓了。今日立冬。冬日更能让人念想起许多路上的日子,或近或远,或冬或夏。谈不上风雨兼程,却也少不了披星戴月的时候。回头细想,这些年头里,职业写作换来的那半分自由,基本都托寄在了路上。只是早不再骛趋于山海辽阔,令自己动容的,是路途中和陌生生活里那些冷冽但温情的时刻,像极了孤独和自由的形相照见。茶尽起身,风铃在门楣轻响。回头看见满室白汽氤氲,每个人都是雾中温柔的影子。门外冷气逼人,我又回到了路上。

无尽夏

山城的夏天,没有尽头。

南新街的柏油路近乎要软成黑色的软糖,在王佑城的脚下留下一个个浅坑,缓慢地回弹,像是大地在热浪中艰难地喘息。蝉鸣不再是声音,而是一种具有实体的、尖锐的物质,填满了空气的所有缝隙,顽固地钻进人的颅骨。

王佑城觉得自己的脑子就像路边那台沉默了整个春天、此刻却突然轰鸣起来的旧空调外机,吵闹不堪,却吹不出一丝真正的凉风。在这个夏天,遗忘变成了一种可感的物理过程。记忆并非无故消失,而是被晒化了,蒸发得无影无踪,只在意识的柏油路上留下一滩说不清形状、黏糊糊的污迹。

他坐在刘放的面摊棚子下,炉火的热浪与天气的热浪里应外合,围攻着他最后一丝理智。汗珠沿着他的脊柱滑下,像一条冰冷的虫,提醒着他的身体仍在进行着徒劳的抵抗。

“今年这夏天,”刘放从翻滚的锅边抬起头,汗巾搭在肩上,已被浸得深色,“怕是焊死了,没尽头了。”他的声音淹没在震耳欲聋的蝉鸣和面汤的咕嘟声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王佑城没有应声。他盯着碗里清汤上漂浮的几片青菜,它们在热气中微微颤动,恍惚间变成了某种微型的、溺水的荷叶。他下意识摸了摸口袋,几颗早上在梯坎市集买的砂糖橘,此刻大概正以十倍的速度在高温下发酵,散发出甜腻的、属于这个夏天的不安。

林挽江出现的时候,街道尽头的空气被热浪扭曲,她的轮廓在晃动的光线里显得有些不真实,像一个微微颤抖的倒影。她手里拿着一份文稿,更像握着一面薄薄的盾牌,试图格挡这无边无际的、令人窒息的炎热——以及他所代表的那片顽固的、被热浪蒸腾着的记忆空白。

“王大作家。”她的声音也带着被热浪滤过的疲沓,但依然清晰,“上次给的稿子,第三章的转折,试读反馈说有些……断裂感。”她斟酌着用词,小心地避开“逻辑不通”或“记忆混乱”这样的直接判断,“像是缺了几页。”

王佑城的目光从她的脸移到她手中的稿纸上。白色的纸张在强烈的日照下几乎刺眼,那些黑色的文字仿佛在蠕动,像是热浪底层看不见的菌丝。缺了几页?他哪里知道缺了什么。他的过去就是一本被水浸过又被烈日曝晒的书,字迹晕染,页码错乱,难以辨认。

“也许吧。”他含糊地应道,抬手用袖口擦去流进眼角的汗,咸涩感刺激得他眼眶发酸,“这天热的,什么都化了。”

林挽江在他对面的塑料凳上坐下,凳面滚烫。她没有催促,只是将稿子放在桌上,从包里拿出一瓶凝结着水珠的矿泉水,轻轻推到他面前。这个小动作像是炎热沙漠里的一小片绿荫,短暂而醒目。

刘放无声地给她也端来一碗冰粉。透明的冰粉颤巍巍地躺在糖水里,中间点缀着山楂碎和花生末,几片薄荷叶浮在上面,带来一丝视觉上的清凉。冰粉碗外壁迅速凝结起一层白雾,又很快被高温舔舐干净。

“谢谢刘叔。”林挽江轻声道谢,却没有动勺。她的注意力仍在王佑城身上。“不是催你。只是觉得,那个角色选择跳海前,应该有点什么……更强烈的触动。比如一个细节,一个声音,或者一种味道?”

海。这个字像一枚细针,刺破了包裹着王佑城意识的黏稠热空气。一瞬间,他仿佛不是坐在山城闷热的坡坎上,而是站在了某种高处。风很大,带着咸腥气,鼓动他的衬衫。脚下不是沥青,而是……

是什么?

他猛地闭了下眼,一阵剧烈的、熟悉的抽痛击中了他的太阳穴。那感觉清晰无比,像是颅骨内有东西在啃噬。他下意识地去摸口袋里的药瓶,空的。

“不知道。”他声音沙哑,抗拒着那阵眩晕和随之而来的、模糊的海浪声,“忘了。”

林挽江的眼神黯淡了一下,那是一种极细微的失落,迅速被她用专业性的平静掩盖过去。她拿起勺子,轻轻搅动着碗里的冰粉,冰块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没关系,我们再想想。”她说,语气里的那点“我们”,听起来既像共情,也像一种温柔的坚持。

刘放在一旁慢条斯理地擦着桌子,目光偶尔掠过王佑城冷汗涔涔的额头,浑浊的眼底看不出情绪。他的面摊在这个“无尽夏”里,像一个坚忍的、持续散发热量的据点,收容着过往行人的疲惫,也似乎封印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焊在原地。气温计里的水银柱固执地停留在高位,新闻里各种播报罕见的连续高温预警,提醒市民预防热射病。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所有的声音、气味和动作都变得迟缓、黏稠。

王佑城躲在逼仄的小店二楼,老旧的空调呜呜作响,竭尽全力也只能吐出带些微凉意的风。他试图写作,但屏幕上的字迹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有时他会突然打出一段自己毫无印象的文字,描述着海港的夕阳或是某种精密仪器的操作流程,然后又惊恐地逐字删除。菌丝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似乎更加活跃,它们不仅在他的脑海里,甚至仿佛蔓延到了现实——他总觉得墙角、地板缝隙里,有橙黄色的、细微的丝状物在暗处生长,散发着类似腐烂柑橘的甜腻气味。

偶尔,他会走下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去刘放的面摊。有时能遇见林挽江。她不再总是谈论书稿,有时会带来一些冰镇的饮料,或者几句关于天气的、无关痛痒的闲聊。她谈论她读过的一本关于记忆构架的书,说人的回忆并非重复播放的录像带,而是每次调用时都会重新编译的神经脉络。

“就像这碗冰粉,”她有一次说,用勺子轻轻敲了敲碗边,“每次吃,味道和感觉都会有点细微的不同,取决于糖水的比例,冰融化了多少,甚至吃的时候的心情。”

王佑城沉默地听着。他发现自己开始期待这些短暂的、被酷暑包裹的交谈。林挽江的存在,像炎热金属上偶尔滴落的一滴水,虽然瞬间蒸发,但那一刻的清凉是真实的。她试图理解他那片混沌海域的努力,本身就像一种徒劳却动人的仪式。

但他也能感觉到她平静表面下的焦灼。她的编辑合同有期限,这个城市令人窒息的热浪并非她的故土。她带来的冰镇矿泉水越来越少,眼神里那种探究的光芒,有时会被一种更深的、近乎疲惫的茫然所取代。她像是在解一道没有答案的难题,或者是在试图打捞一片注定要融化在海水里的雪花。

转折发生在一个傍晚。气象预报反复提及的雷阵雨迟迟未落,空气闷得近乎凝固。王佑城在旧电脑里无意中点开了一个隐藏文件夹,里面是几张模糊的扫描件,一份关于系统开发的需求文档,文档页脚是“鲸落科技”,日期是201X年9月X日,年份和日期没有被清晰扫描,负责人签字栏有一个字迹清晰的签名:林挽江

一阵电流般的刺痛窜过他的指尖。

他几乎是冲下了楼,跑向刘放的面摊。蝉鸣声嘶力竭,热风裹挟着尘土扑打在他脸上。刘放正准备收摊,看到他苍白的脸色和手里的打印纸,动作慢了下来。

“这个,”王佑城喘着气,将纸张拍在桌上,手指点着那个签名,“这是林挽江?”

刘放看了一眼,用那块永远油腻的布慢慢擦着手。“她没告诉你吗?”他的声音平淡无奇,仿佛在谈论天气,“她没进出版社之前,在珠城,’鲸落科技’,实习过几个月,做产品需求分析的。”

世界在王佑城耳边安静了一瞬,只剩下血液奔流的轰鸣声。所以她知道。她一直都知道“鲸落”,知道那个他拼凑不起来的过去。她的接近,她的追问,她的“帮助”,到底是什么?是职业性的好奇?是一种来自过去的、他无法理解的负罪感?还是另一种形式的……窥探?

被欺骗、被蒙在鼓里的巨大荒谬感,混合着酷暑的燥热,瞬间点燃了他。他猛地转身,冲向林挽江临时租住的那个老旧小区。

门开了。林挽江站在门口,她似乎刚洗过脸,发丝沾在额角,脸上带着一丝讶异。她身后的窗户开着,但并没有多少风吹进来,屋里和他那儿一样闷热。

他没说话,只是把那张打印纸递到她面前,手指因用力而微微颤抖。

林挽江的目光落在那个字迹清晰的签名上,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她沉默了良久,才抬起眼,眼神复杂,里面有愧疚,有坦然,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

“是的,我知道。”她没有否认,声音很轻,几乎要被窗外的蝉鸣盖过,“我实习了三个月,在你跳……在你离开之前。我处理过一些基础的技术文档。后来发生的事,我只是听说。”

“为什么不说?”他的声音干涩。

“一开始,是怕刺激你。后来……”她顿了顿,望向窗外被热浪扭曲的城市轮廓,“后来是不知道如何开口。而且,我也确实想帮你把故事写完。我觉得那或许是一种……”

“一种什么?救赎?”他打断她,语气里带着自己都未曾预料的尖刻,“对你?还是对我?”

林挽江的脸色更白了。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也问住了她自己。救赎?在这能将一切意志熔化的酷暑里,这个词显得如此沉闷而虚幻。她看着他眼中翻涌的困惑与愤怒,看着自己被汗水浸湿的衣衫,感受着这间斗室里令人绝望的闷热。

她忽然明白了这些日子以来那种深深的疲惫感从何而来。她不仅是在对抗他顽固的失忆,更是在对抗这整个令人窒息的无尽之夏,对抗一种无形的、巨大的、能将所有努力都蒸发掉的无力感。

“我不知道,王佑城。”她最终轻声说道,语气里是前所未有的坦诚,甚至带着一丝解脱,“也许我只是想弄明白,一件事是怎么开始,又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但现在我发现,有些东西,就像这天气,找不到精确的起点,也看不到准确的尽头。它只是……存在着。”

她目光里的某种东西消失了。那种编辑审视稿件的专注,那种试图拼接碎片的执着,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醒的、却也更疏离的认知。

几天后,气温依旧没有丝毫妥协的迹象。王佑城收到一个快递,是林挽江寄回的完整书稿。稿子首页夹着一张便签纸,上面只有一句话:

“嘉陵江的水,解不了这山城漫天的渴。”

她没有告别。

王佑城走到窗边。楼下,收垃圾的卡车如同往常一样,在闷热中费力地挪动。刘放的面摊依旧支着,炉火微弱。远处的江水在烈日下反射着刺目的白光,沉默地向东流去。

他忽然想起林挽江关于冰粉的那个比喻。此刻他觉得,记忆或许连冰粉都不如。它只是一滴落在滚烫柏油路上的水珠,“嗤”的一声,就什么都没了,只留下一道瞬间干涸的痕迹,证明它似乎存在过。

空调外机还在轰鸣,固执、徒劳地对抗着这个焊死在城市上空的、无尽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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