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汕客家，我们把走村串乡、沿村叫卖的营生，唤作落乡。

盛夏的暑气层层叠叠漫过山岗，整片荔枝园都被清甜的果香牢牢包裹。连片的晚熟桂味与糯米糍缀满枝头，艳红的果团压弯了清嫩枝桠。这片果园已经开种和打理了十几年，连日来，往来的外地客商络绎不绝，将树上品相周正、个头饱满的荔枝尽数收走。待到客商离去，枝头便余下不少大小参差、熟得稍晚的尾果。待其在树上慢慢熟透，悉数摘下。趁着悠长的暑假，男人决定带上家中少年，一同落乡，把这些尾果，挑拣出好的，卖到周遭大大小小的村落中去。

对于常年暑假守在深山果林里的少年而言，这绝非枯燥的劳作，反倒像一场期盼已久的远行。往后漫长岁月里，这个盛夏的一日光景，总会像一卷带着颗粒感的老胶片，在记忆里一帧帧缓慢放映，模糊如初，清晰如初。

果园深处，并非孤零零的一间小屋，而是一长排泥砖垒砌而成的单层屋舍，唤作山寮。粗壮黝黑的原木横梁架起青灰色的瓦顶，梁柱常年被烟火熏染，蒙上一层温润的暗色。山风穿檐而过，整排屋舍的木架便发出低沉而厚重的嗡鸣，却意外地给人一种安稳和踏实。

山寮的格局被打理的井然有序，每一处空间都有其专属的用处。最左侧靠外的敞屋被辟作临时果仓，竹筐层层叠叠码放一角，刚摘下来的荔枝还挂着新鲜枝叶，裹挟着山野的潮气，浓郁的甜香在屋内四处流转；紧邻果仓的隔间，用来堆放锄头、扁担、竹筛等农具以及尿素之类的农作药物，空气里混着泥土、青草与淡淡的药味，是农作留下的独有气息；再往右侧深处走，便是日常起居的厅堂和卧房，卧房里放着有自酿的荔枝酒、龙眼酒、黑豆酒；整排山寮的最右侧便是厨房，终日飘起袅袅炊烟，柴火与饭菜的香气，填满了无数个朝朝和暮暮。厨房外是一条上果园后山的小路，小路紧挨着一条小溪流，流淌着的是从后山流下来的山泉水。这座连成一体的泥砖屋舍，是一家人看守果园的居所，也是少年近乎整个童年时光栖息的天地。

天色蒙蒙渐亮，山中晨间的凉意还未被白日的暑气吞噬，山寮里便早早忙碌起来。男人半蹲在果仓的红砖地面上，神情专注地将荔枝分装进一只只竹筐。他动作细致，每铺一层鲜果，便垫上几片刚摘的蕉叶，软韧的叶片护住筐内的果皮，免得在路途颠簸中相互磕碰，造成损坏。少年绕着堆叠的竹筐来回走动，闲不住地伸出手，指尖触碰果壳表面细密的水汽，两种截然不同的果香顺势漫入鼻腔。桂味的清甜里裹着一缕幽淡花香，入口爽利；糯米糍果肉饱满软糯，甜意绵厚悠长。一筐筐果子摆放整齐，果香顺着敞开的屋门，飘向远处连绵的山林。

待所有货物收拾妥当，男人推出了家中那辆老旧但稳妥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身被年岁磨得发亮，是家里最得力的帮手。他手脚麻利地在后车架上架起一副木质平板拖车，又取来粗麻绳，一圈圈交错缠绕，将盛满荔枝的竹筐牢牢捆扎在拖车上。他反复拉扯绳索检查，确认每一处都紧固稳妥，才放下心来。少年早已迫不及待，侧身钻进车头前方的竹制座篮里。这一方小小的空间，是他更小时就专属的位置，坐在里面，视野开阔，一路的风景都能尽收眼底。

男人抬腿跨上车身，坐进车座，脚撑缓缓蹬动脚踏，车轮碾过山寮门前的泥地，压过落叶，发出沉稳的声响。两人一车，载起满筐果香，慢慢驶离山寮，正式踏上了落乡的乡间土路。

脚下的道路大多坑洼不平，碎石与硬土交错，车轮滚过之处，一路想起咕噜噜的轻响。道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稻田，青翠的禾叶上凝着晶莹的晨露，风轻轻拂过，露珠簌簌坠落，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天色渐渐敞亮，一轮朝日缓缓升起，此起彼伏的蝉鸣次第响起，一声叠着一声，汇成了少年认为盛夏将永不落幕背景音。

驶出山林，开始接近村落。男人放心地扯开嗓子，用地道的客家话拉长声调沿路吆喝，清亮的喊声穿透田埂，越过溪涧，在一座座散落的村落之间悠荡回响：

“荔果，荔果，正摘个荔果……”

“阿爸，我们今天要骑几多个村子，要骑多久？” 少年扒着车篮的边缘，目光望向前方蜿蜒曲折、怎么也忘不到尽头的乡路，出声问道。

男人目视前路，脚下蹬车的节奏始终平稳，闻声侧正头，眼角弯起温和的笑意：“不赶时辰，暗夜前会卖完，再回山寮吃外公做的红烧三层肉。”

“落乡真好玩，以后都要带着我一起来落乡！” 少年语气雀跃，完全忽视了男人说的红烧三层肉，更是担心今天的荔枝太早卖完，提前结束了旅程。对于少年来说，待在果园里爬果树，掏鸟窝，在山涧抓鱼摸虾，已经满是乐趣。但能坐在自行车头，一路穿行村落乡野，看不同的人与景致，于他而言，更是新奇。

“好玩归好玩，还是要尽快把荔果卖完，隔夜黑了皮，就不好卖了。”男人的语调平和质朴，和吆喝声的声音形成完全的反差对比，“乡里乡亲彼此照应，我们要尽快把果子送进乡里，让大家尝尝咱自家果园的新鲜滋味。”

少年似懂非懂地哦哦点头，目光继续流连在沿途的夏日风光里。

自行车驶过一村又一庄，沿途皆是相熟的乡邻。在田间弯腰农忙的叔伯婶嫂，听见熟悉的吆喝声，便停下手里的活计，提着竹篮缓步走上前来，低头细细挑选框中的荔枝，轻手轻脚。守在村口大榕树下纳凉的老人，慢悠悠踱到车边，一边拣选鲜果，一边停下脚步，和男人闲话农事和家常。这片土地上的人情向来质朴纯粹，买卖之间从没有刻意地讨价还价，几句寒暄，几番推让，一桩桩交易便顺顺当当地完成。男人经常会在完秤后多送一点小果。

少年坐在车篮里，看得津津有味。路边稻田旁就是矮旧古朴的泥墙老屋，院门旁总有三两只田园土犬懒洋洋地趴着打盹，村落里同龄孩童光着脚丫，在巷弄里追逐嬉闹，清脆的笑声飘的很远。迎面而来的风卷走周身燥热，混着荔枝独有的甜香，一路相伴，温柔绵长。

行至一处三岔路口，男人感到疲惫，便停下车歇脚，抬手擦了擦额角不断渗出的汗珠。少年双手一撑，灵活地跳下车，随即抓起一颗圆润的糯米糍，剖开艳红的果皮，将莹白的果肉地递到男人手边。男人张口接过，利落地吐出果核，细细咀嚼，并将果核交回给了少年。眉眼间是满心满足：“还是自家园子里种出来的果子，味道最正。” 

少年一旁嗯声答应，同时拿着随车附带的水果刀对半切开荔枝果核，随即拿出两根早就备好的牙签，分别安插在切开的两瓣果核上，便就制作完成了两个荔枝核陀螺。男人一个，少年一个，围在板车边，转动陀螺，竞赛开始了。

“以后每一个暑假，你都要带我一齐落乡。” 少年仰起脸旁，把刚出发不久时的话再跟男人强调了一遍。

“自然会的。” 男人伸出宽厚的手掌，轻轻揉了揉少年的头顶，语气里带着迟疑和期许，“等你再长大一些，还愿意落乡的话，我和你外公可以将整个果园都交给你打理。”

彼时的少年满心欢喜，只盼着时光走得慢一些。他所理解的这片连绵的山野、纵横的乡路，便是世间全部的天地，跟随父亲走村落乡，便是少年眼里最自在、最畅快的闯荡。所以，他无心接手父亲和外公的果园，他只是想游走在乡野田间。

日头越升越高，烈日悬在天穹正中，毒辣的光线烤得地面发烫，空气里的暑气越发浓重。两人走走停停，吆喝声，交谈声，脚步声在村落间此起彼伏。竹筐里的荔枝，也随着往来的乡邻一点点减少。

行至半途的一处村口小店，男人停稳自行车，拉着少年进店歇脚消暑。店家端来两碗本地凉茶，清苦回甘的茶汤滑入喉咙，一路奔波积攒的暑气瞬间消散大半。小店人来人往，有同样落乡奔走的小贩，有赶路下地的农户，嘈杂的人声交织一片，热热闹闹。少年眼里关于人世间的一切鲜活和生动，都呈现在了眼前。

“ 呐～，答应你的雪条。” 男人递给少年一根老冰棍。午后正是乡亲们离地回家午饭和休憩的时间，稍作歇息后，两人再次蹬车上路，朝着更集中的村落行进。接下来的行程，比起上午会忙碌许多，男人给乡亲秤果时，少年会交替着帮男人吆喝：

“荔果，荔果，正摘个荔果……”

日头渐渐向西偏移，午后的暑气逐渐褪去。待到夕阳染红远处的山廓，天边铺展开一片暖融融的霞光，拖长了万物影子，车上的荔枝所剩无几。男人调转车头，朝着果园山寮的方向折返。少了满筐货物的负重，自行车行驶得轻快许多。晚风裹挟着山野独有的清凉，拂过少年的脸颊。他坚持要继续坐回座篮里，而不是空出来的板车上。少年望着沿路熟悉但鲜活的光景不断向后退去，想起男人说今晚还能吃上外公做的红烧三层肉，心底被纯粹的欢喜与安稳填得满满当当。

当暮色彻底披满整片乡野，夜色漫过田埂与村落。两人也赶在天色完全暗下前，回到了山寮。外公早已在厨房备好晚饭，袅袅炊烟从青灰瓦檐间缓缓升起，在暮色里懒悠悠地随风飘散。少年和男人一同合力卸下拖车与空竹筐，奔波一日的劳作就此落下帷幕。走进灯火昏黄的泥砖屋舍，屋外虫鸣阵阵。屋内饭菜飘香，简单的家常吃食，却有着最踏实的暖意。

少年端起饭碗，脑海里一遍遍回放着这一日的游历。颠簸的土路，悠长的吆喝，相邻淳朴的笑脸，还有一路不曾消散的荔枝甜香。这一场平平常常的落乡之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成了他整个童少年盛夏里，鲜活永存的记忆。夜色渐深，山寮慢慢归于沉静，唯有屋外的蝉鸣与虫吟，幽幽回响。屋外的萤火虫也开始扑闪起翅膀……

岁月流转，时光奔走。当年坐在车篮里的少年，便是敲起键盘，信笔回望往事的自己。那个男人是父亲。

回望过往，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岁月里清晰对峙，又彼此缠绕交织。

父亲的一生，始终扎根在潮汕边城的客家乡野之间。他守着果园，守着泥砖山寮，一年又一年，踩着乡间土路走村串乡，岁岁年年。乡路，果香，邻里寒暄，是他大半辈子的日常。当上爷爷后，跟随哥哥嫂嫂在他向来不愿前往的鹏城，生活了十数年，晚年还是回到了乡土，于去年离世。

而我自离开山寮从求学开始，于今也整整三十年。脚步始终朝着城市的方向前行，一路都在进城。幼时栖身深山果林，读小学便住进村落民居；年少时开始骑自行车前往镇上念初中，再一路离家走到更远的县城就读高中。成年后，去往海滨城市完成大学，留城中创业。而后离开一座城，辗转多地，写作为生。时下落脚在倚山近水的新一线城市，山城重庆。从山野到村镇，从小城到都市，三十年风雨行路，我不断告别故土。惊觉成年后这一路的主命题实则是进城，而非落乡。

现如今的自己，也算活成了个半乡半城的模样。年少时坐在二八大杠车篮里的时光，那一日满路欢喜的落乡。是一切远行的起点，也是永远回头便会望见的原乡。

父亲走出了时间，而我，被困在了历历万乡。

我屈腿蜷坐在吧台，凝视着文档的空白页。来自长江的雾，漫过窗外街边的梯坎，科林杯里的金汤力凝出一圈细密水珠，韩剧《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最后一集的片尾字幕慢慢在屏幕暗下去，空气里只剩咖啡机静置后的余温，还有黄东满和卞恩雅留在光影里，挥之不去的疲惫身影。作为常年困在失忆碎片里、靠书写拼凑自我的人，我看着屏幕里两个被无价值感捆缚的角色，仿佛看见另一个时空里，藏在珠城海边废墟中的旧我。我不再像从前写观后感那样罗列观点、拆解剧情，只是顺着剧集流淌的画面，任由思绪化作细碎的文字，自以为是地替黄东满、卞恩雅，也替千千万万深陷自卑的普通写作者，续写一段没有被镜头收录的日常。

入夜后的首尔老街区飘着冷雨，湿漉漉的柏油路映着街边便利店冷白的灯牌，黄东满揣着一块常年闪烁红光的情绪手表，佝偻着身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表盘里的红色警报每隔几分钟便嗡鸣震动，愤怒、惶恐、潜藏的自我厌弃，层层堆叠，二十年来，这块表几乎从未亮起代表安稳快乐的绿色。年过四十的他，是当年意气风发的电影八人会里唯一没能拍出院线长片的准导演，十四部反复打磨的剧本被压在抽屉深处，纸页边角被反复摩挲得褶皱、起毛，昔日并肩畅谈电影理想的七个同伴，悉数跻身韩国影视行业上游，有人成了票房稳定的知名导演，有人手握头部影视公司资源，只剩他困在出租屋狭小的书桌前，靠着零散改稿、廉价短片代工勉强糊口，在同龄人的光鲜履历夹缝里苟活。

我隔着屏幕，指尖无意识摩挲手边的玻璃杯，想起自己刚落脚山城时日夜敲击键盘、书写珠城王佑城破败人生的无数个夜晚。黄东满总爱用尖锐刻薄的言语攻击朋友的新作品，在老友庆功酒局上阴阳怪气、拆台抬杠，旁人骂他孤僻善妒、满身负能量，是拖累圈子的累赘，没人看穿他尖利外壳之下，是被自卑啃噬殆尽的自尊。八人会后来在常聚的小酒馆门口贴出告示，白纸黑字写着黄东满禁止入内，薄薄一张纸，像一把钝刀，剖开了他用狂妄伪装多年的狼狈。那天雨夜，他被昔日挚友拦在酒馆门外，孤零零站在雨幕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哭闹，只是垂着头，任由冷雨水顺着发梢淌进衣领，手腕上的情绪手表红光狂闪，尖锐的警报混着雨声，成了他无人聆听的委屈独白。

很多个凌晨，他爬上老旧居民楼的天台，迎着微凉的夜风朝着整座城市大喊自己的名字，空旷的楼顶把喊声揉碎，散落在错落的楼宇之间。旁人只当他精神失常，可我分明读懂，这是一个被无价值感困住的人，在全世界遗忘自己之前，留给自身唯一的求救讯号。为了换取微薄的生活费，他报名参与医药公司的情绪监测人体实验，正是这场实验，让他遇见了卞恩雅，那个和他共享同一种未知红色情绪、压抑到极致便会无端流鼻血的女生。

卞恩雅是影视公司的剧本策划，业内人称剧本斧头，经手砍掉无数逻辑空洞的劣质剧本，职场上永远面无表情、言语锋利，像裹着一层密不透风的寒冰，可寒冰之下，是幼年被亲生父母抛弃留下的永久伤口。她的自卑从不是外放的争吵与控诉，而是向内蜷缩的自我封闭，习惯性隔绝所有亲密关系，从不主动袒露心事，每当心底积压的不安抵达临界点，鼻腔便不受控制涌出温热的鲜血，她总在旁人发现前，默默掏出纸巾擦净血迹，若无其事继续手头的工作，把所有崩溃藏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对应情绪手表上标注为 “未知” 的红色预警。她和黄东满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自卑具象，一个向外肆意宣泄戾气，用尖锐隔绝伤害；一个向内默默消化苦楚，用冷漠伪装坚强，却在情绪监测室里，意外发现两人手表频频亮起的不明红色，是同一种名为自我否定的灵魂病症。

第一次正式对接剧本，卞恩雅直白戳破黄东满多年的自欺：“写不出动人的故事，根源是创作者本身没有完整健全的自我，连正视平庸的勇气都没有，怎么塑造鲜活的角色？” 一句话击穿黄东满二十年来用怀才不遇堆砌的避难所，他恼羞成怒摔门离去，可回到狭小出租屋，对着堆满桌面的剧本手稿，第一次安静复盘自己蹉跎的半生。过往他总把失败归咎于行业不公、伯乐难寻、朋友刻意排挤，却刻意回避自身的怯懦，害怕全力奔赴之后，依旧证明自己确实没有天赋，自卑催生的逃避，才是困住梦想最牢固的枷锁。

镜头偶尔切到八人会其余成员的日常，打破了 “成功者彻底摆脱自卑” 的世俗幻想。拍出五部院线佳作的导演朴景世，在外是万众追捧的行业新锐，私下常年深陷创作焦虑，每当新作临近上映，便整夜失眠、暴饮暴食，看似站在金字塔顶端，内心依旧被害怕跌落的自卑感裹挟，他看不惯黄东满的颓废，实则在对方身上看见了自己潜藏的狼狈，两人是一体两面，一个困在失败的泥沼，一个困在成功的牢笼，终生和心底的无价值感拉锯撕扯。朴景世的妻子高惠珍手握影视公司管理权，处事干练杀伐果断，可独处时也会对着镜子反复怀疑自我价值，世俗定义的优秀，从来无法彻底抹平根植在骨子里的不安，自卑从不会因为身份、财富的跃升凭空消失，只是换了一副隐藏的模样，蛰伏在人看不见的缝隙里。

我关掉仅剩的一盏壁灯，书客厅只剩窗外渗进来的路灯淡影，想起自己部分丢失七年记忆前，那个在珠城玻璃写字楼里彻夜加班、被融资、债务裹挟的王佑城。那时的王佑城和前期的黄东满何其相似，靠疯狂工作掩盖内心深处的惶恐，靠着不断攀升的事业数据确认自我价值，当创业大厦轰然崩塌，资产被法拍，身边人四散离去，积压多年的自卑与绝望催生出奔赴大海了结生命的念头，一场意外车祸打断死亡计划，再被家人和医生联手篡改过往叙事，一场善意的谎言，让王佑城带着残缺的记忆逃去山城，在南山脚下开起小馆，靠书写别人的故事，悄悄打捞遗失的自我。看着屏幕里黄东满蜷缩在沙发上反复修改剧本，忽然懂了，我伏案创作《向海而生》，和他执着于剧本创作，本质都是自卑者寻找自我存在证明的同一种自救。

剧集中段，黄东满迎来人生的又一重打击，家族祭祖仪式上，一众亲戚围着他冷嘲热讽，拿他一事无成的现状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面对毫无分寸的挖苦，他习惯性低头沉默，连反驳的力气都被多年的自我怀疑抽干。素来心疼他的哥哥目睹全程，事后红着眼冲他怒吼，质问他为什么甘愿做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为什么不敢为自己争辩。黄东满蜷缩在地板上崩溃落泪，一句 “我不敢承认自己真的没有本事”，道尽无数自卑者藏了一辈子的软肋。从小到大，被周遭环境反复否定形成的心理惯性，早已刻进血肉，明明满心委屈，却下意识默认所有指责全部属实，自卑早已化作思维本能，牢牢捆绑住一言一行。

卞恩雅在一次次和黄东满的磨合里，慢慢卸下层层防备，她第一次在旁人面前放任鼻血肆意流淌，没有慌张遮掩，任由黄东满递来纸巾。两个满身伤痕的人，不再刻意伪装强大，开始袒露心底腐烂的伤口，在细碎的陪伴里慢慢拆解盘踞多年的自卑。他们结伴穿梭在首尔的街巷，逛老旧书店，坐在江边看江水缓缓东流，不谈理想成败，不纠结世俗评判，只是安安静静陪着彼此浪费一段无关价值的时光。从前黄东满迫切需要外界的认可来确认活着的意义，卞恩雅依靠冷漠隔绝世界躲避伤害，如今他们慢慢懂得，自我价值从不需要旁人的打分定义，平庸不是原罪，偶尔脆弱、一事无成，也拥有好好活下去的资格。

全剧后半段没有安排天降机遇、一夜爆红的俗套逆袭，编剧朴海英避开廉价鸡汤，用最写实的笔触描摹普通人与自卑和解的漫长过程。黄东满依旧没有顺利拿到大成本院线投资，《天气师》的剧本几经波折才拿到小成本独立拍摄机会，开拍途中接连遭遇资金短缺、主创临时撤资等难题，他还是会因为旁人一句否定陷入自我怀疑，手腕上的情绪手表依旧时不时亮起红色警报，只是警报响起时，他不再暴躁迁怒他人，也不再躲在天台独自嘶吼，而是泡一杯廉价速溶咖啡，静下心修改剧本漏洞。从前被自卑催生的嫉妒与戾气慢慢消散，他坦然祝福朴景世的新片票房大卖，主动走进曾经贴过禁止入内告示的小酒馆，和昔日老友坐下闲聊，接纳自己半生碌碌无为的人生。

卞恩雅辞去高压的剧本策划工作，离开人人仰望的行业高位，租下一间临街小铺面，开了一家小众剧本阅览馆，接纳所有被行业淘汰、怀揣编剧梦想却屡屡碰壁的失意人。她不再被幼时被抛弃的阴影捆绑，敢于坦然说起自己被遗弃的童年，偶尔依旧会流鼻血，可擦拭血迹时，眼底再也没有从前的惶恐和狼狈，多了几分与过往和解后的从容。两人没有发展成轰轰烈烈的恋人，只是成为彼此生命里最特殊的病友，在各自的人生轨道缓慢前行，隔着一座城市的距离，偶尔约一顿街边大排档，聊聊近况，不必互相救赎，只是知晓世上有一个同类，同样在和心底的无价值感慢慢周旋，便足够抵御漫长人生里的孤单。

八人会的其他成员也各自踏上和自卑共处的旅途，朴景世放缓拍片节奏，推掉大量商业邀约，留出时间遵从本心拍摄小众文艺短片，不再被票房数据绑架自我；高惠珍精简公司业务，放下事事追求完美的执念，允许项目存在瑕疵，接纳自身能力的上限。所有人都没能彻底根除潜藏在骨子里的自卑，可他们不再任由负面情绪操控人生，学会带着与生俱来的怯懦继续生活，这便是普通人克服自卑最真实的模样：无法彻底消灭心底的不安，只能一点点缩小自卑对人生的掌控范围。

窗外山城的雾气渐渐散去，天边浮起浅浅的灰白，是山城夏初独有的拂晓天光。我起身给空掉的酒杯续上热咖啡，指尖触碰到温热杯壁的瞬间，想起剧集收尾时，黄东满站在独立电影颁奖舞台上，没有热泪盈眶的豪言壮语，只是低头看了一眼手腕，那块伴随他走过至暗岁月的情绪手表，第一次稳稳亮起长久的绿色，安稳的色泽映在他眼底，驱散缠绕半生的阴霾。台下的卞恩雅坐在观众席角落，安静鼓掌，鼻腔忽然涌上熟悉的温热，这一次，她笑着任由一滴血落在手背，眼底是释然的温柔。

关掉笔记本，客厅彻底归于静谧，书架上散落的书稿是我写下的《向海而生》，是我拼凑王佑城过往、和自身创伤博弈的载体。从前我执着于寻回全部遗失的记忆，迫切想要厘清被谎言包裹的自杀过往，如同黄东满执着于靠一部作品证明自己，困在世俗的成功标尺里自我折磨。看完这部韩剧，我忽然和当下的自己达成和解，正如剧中人不必根除自卑才配拥有人生，我也不必强行揭开所有残酷真相，哪怕过往藏着奔赴大海的绝望，接纳残缺、带着遗憾安稳度日，也是一种圆满的活着。

天色彻底放亮，上新街的老住户陆续推开家门，缓坡上传来行人缓步走动的声响。我拉开客厅的玻璃门，迎面撞上南山下行的薄雾，远处长江隐在晨雾里，江水无声奔涌，像无数藏着自卑与伤痕的普通人，明明满身裂隙，却依旧顺着岁月缓缓向前。黄东满留在首尔的街巷，卞恩雅守着小小的剧本馆，八人会的电影人们各自奔赴前路，而我守着这小小书客厅，在山城日复一日煮咖啡、调酒、写故事。我们都是努力克服自卑的普通人，终其一生无法和心底的怯懦彻底决裂，但学会与伤痕共存，在平凡细碎的日常里慢慢积攒微小的快乐，便是这场漫长自愈里，最好的结局。

你瞧，这一篇剧后长文，自行脑补了一些内容，依旧难掩自卑，落入俗套叙事。

在潮汕客家，我们把月亮叫做月光，把中秋节称作八月半。

在八月半当晚，举家上下会在爷爷的领携下完成一场祭拜仪式，也就是拜月光。在祭拜仪式中，我们会将月光称之为月光娘娘。

九岁那年的八月半，记忆尤为深刻，以至于近年来离开家乡来到山城生活的近乎每一个中秋节，都会将那个八月半的记忆以近似于胶片电影的方式重映一遍。至于为什么，也没有深究过。粗略地将其理解为是对旧时生活的怀念。

直到今时起笔念起这一段记忆，才意识到，记忆之所以深刻，很可能是因为那晚做了一件在整个乖巧的童少年时代里，唯一一件叛逆的事情。在月光娘娘的注视下，生命中的第一场冒险和刺激因此穿行过记忆神经，被刻录进了海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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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半当天傍晚，放学后踏进家门，就看到家中里里外外忙活了起来。

奶奶在厨房、堂屋和屋外禾庭之间来来回回，把东西一样一样洗净、擦干、切好、摆放。我放下书包，跟在奶奶后面转，倒也帮不上什么忙，就看着那些东西慢慢在桌上聚拢。柚子，从自家果园里摘的，圆滚滚，外皮还带着果青；油柑，小小一颗，青绿色，摸起来生硬，我忍不住拈了一颗塞进嘴里，咬开的瞬间，口腔像是被什么神秘力量拽住往舌根方向扯，直发酸，紧接着是满腔苦涩，我赶忙伸直舌尖。就在我眉头紧皱时，奶奶用眼神制止我，我把那颗油柑含回嘴里，等候一股清浅的回甜；还有糖果糕点、月饼，一碟一碟地码齐、摆好；还有待泡的清茶，三只杯子间隔平均地横排摆放在香炉前，安静地候着；香炉已经擦洗过了，摆在供桌侧边的中间，先用红布半盖着；两根红色蜡烛，三根粗一些的主香，和一小包细香，规矩地暂放在香炉侧旁。

最后，奶奶干练地从我的书包里拿出一件文具，放在供桌的一角，和晚些拜月光时要用的炮竹香火平行摆放，一副稳妥的模样。我认出来了，那是我今天珠算课上用的算盘。

早些年间爷爷还在负责信用社的工作，手里有好些把算盘。因为珠算课需要用到，爷爷就将这把尺寸最小的交给了我。褐色木框，黑色的算珠。有些算珠拨起来会有些干涩，但我喜欢这把算盘趁手的重量，喜欢上学路上它在书包里咔哒作响。

而这把算盘今晚将会被摆上供桌，让月光娘娘看见，以祈求月光娘娘保佑我聪明伶俐，学业进步。

拜月光的的祭拜仪式，将由爷爷主持。这是规矩，是从曾祖父那一辈传下来的，家里没有人刻意提及过这个仪式的传承，但氏族里好像所有人对此都清晰明了。

晚饭后，我和爷爷在院子里坐了一阵子。他抽烟，我坐在一旁，看着天色慢慢暗下去。那时候鱼仔湖没有路灯，或者有，但稀疏且亮度不够，照不全我们住的那一片村落里。天一暗，整个村子便沉了下去，沉进一种厚实的暗夜里。爷爷把烟掐灭，利落地站起来说，时候差不多了。

我往爷爷说的那个方向看，月光正从远处的山坳处升起来。优雅，明亮，是月光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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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的地点在禾庭。

禾庭是屋外的一块宽阔的水泥地，平日里涌来晒稻谷、晾菜干，丢沙包。家里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在这里发生，包括婚丧嫁娶。所以也算得上是一块风俗之地。

爷爷将供桌整体微微挪动了方向，让香炉以更中心的视角朝向月光。于是整块禾庭，像是在这一刻被重新定了基调，有了坚定的朝向，有了稳妥的轴心。

待一切四亭八当，爷爷开始点燃红香烛。两簇烛火在夜风里轻轻摇动，把供桌上的供品都镀上了一层暖色。柚子，月饼，油柑，清茶，还有那把算盘。烛光跳动，算盘的木框有了光泽，那些黑色的算珠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随后爷爷用烛火点燃三柱主香，插进香炉。最后再点燃一把细香，分给奶奶、我和哥哥姐姐们，轮流上香。很快香炉里就簇拥起香火，青烟上行，行至高处，便随风飘往月光娘娘升起的方向。

倒好三杯清茶，月光不再向刚升起时一样明显移动，而是悬挂在半空，注视人间。慈悲垂悯‌，是月光娘娘在静候凡世的祈愿。

爷爷站在供桌前略偏右侧的位置，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红纸，放桌面上铺展开来。我看见上面写着字，是用软笔写的，一列并着另一列，井然有序。我凑近去认，认出了自己的名字，认出了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们的名字，还有一些名字认起来陌生又相似，猜想是叔伯兄弟姊妹们的名字。

爷爷朝向月光娘娘的方向站定，从另一个衣袋里拿出圣珓。圣珓是铜制的，由一根项链状的细小铜链连接着两端各一个贝壳状的铜制珓杯，一凹一凸，一俯一仰，一阴一阳。珓杯落在桌面时，一俯一仰为正杯，意为神意许可；两俯为阴杯，意为神意未允或不悦；两仰为笑杯，意为结果不明或高兴。

爷爷手持圣珓，先掂量式地在桌面上掷叩三下，珓杯碰触桌面，发出三声脆响后，爷爷挺直腰身，清了清嗓子，微微低头，开始念念有词。拜请月光娘娘和八方神明到座。

月光娘娘。那是我第一次这样清楚地听见并记得这个称呼。月光和娘娘两个词放在一起，在客家方言的语境里，像神明，又似亲人。爷爷念着那些请神用语，声音不大，语调平稳，像是在和一个熟识的长辈说话，认真，严肃，一丝不苟。过程中会不定时地掷叩圣珓。我听不懂全部，只是站在旁边饶有兴致地看着、听着。感觉那些声音从远古的地方而来，它们不属于爷爷，而是借着他的嗓音，念出那些世代积累下来的、人对天地、对神明的叩问与托付。

凭着圣珓的示意，请到月光娘娘到座后，爷爷开始祈福。他低头看着那张红纸，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地念起。念到父亲的名字时，停了一下，我不知道爷爷在那停顿里补充说了什么，或是想了些什么，他很快就继续往下念了。念到奶奶的姓氏，奶奶便鞠躬拜三拜。念到我的名字时……我深刻记得那一声清晰的名字，它被爷爷念出来时，我盯着香炉里持续升起的青烟，像是我的名字会随着青烟被送至夜空中，送向月光娘娘的跟前。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被什么东西轻轻罩住，是某种我不完全理解但确实存在的东西，像是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短暂地托了一下。

念完所有名字，掷叩圣珓，是正杯。爷爷示意我跪下拜谢。

膝盖碰到禾庭的水泥地，有一点凉，有一些硬。但我没有挪动，就这样跪着，低着头。月光落在禾庭上，烛光的影子平地跳动，拜完三拜，抬头，我才察觉到八月半的月光是那么得光亮。香烟持续上行，携着家里每一个人的名字，被送往月光娘娘。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比自己跪着的禾庭广大很多，比整个鱼仔湖都要广大，切切实实地从这张红纸、这炉香火、这个站在月光下、禾庭上的爷爷身上生长出来。至今，我也无法给这个更为广大的东西命名。

祈福完，烧黄宝，放鞭炮。同时给月光娘娘和八方神明留足享用清茶果品的时间。噼里啪啦，声音在鱼仔湖的夜里传得很远，惊起几声犬吠，然后一切又重归安静。

最后爷爷用近似于请神和祈福的流程，恭送月光娘娘。送神后，主香和烛火还在燃烧，不能急着收桌。我们在旁边等候，看着三根主香慢慢烧短，烟越来越稀，最后只剩一点红光，在夜风里微微明灭。

待香火燃尽。奶奶便开始领着我收拾供桌。供品撤下来，月饼切开，柚子剥皮，油柑装在碟子里。那把算盘也从供桌上拿下来，奶奶擦了擦，放回我书包里。我看了它一眼，还是那把，但总觉得它重了一点，说不清哪里不一样，只是重了一点，像是多了些什么东西附着在了上头。

拜完月光，村落里的人就往榕树底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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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树就在禾庭所在院子的东南角。长了很多年，比我们家的房子老，据说比生活在这里的很多大人都还要老上数十年。树干粗壮，几个儿时玩伴一同牵手，都无法完全将其合抱。树皮皱裂，树冠铺得很开，月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地上就有很多形状不一的光斑，风一吹，光斑摇动起来，像有什么活生生的东西在地上游走。

各家拜完月光，邻居们陆陆续续往榕树下聚合，手里或拿或拎着刚拜完月光的供品，不约而同。藤椅从各自家里搬出来，凑在一起，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圈。细妹伯母带了自己腌的橄榄菜，装在瓶盖有些生锈的玻璃瓶里，揭开来咸香扑鼻，传着当零食吃。隔壁阿伯拎了把芭蕉扇，自己扇，顺便帮边上的人也扇几下。孩子们在大人腿脚间穿来穿去，追着狗绕着榕树跑，大人喊了一声，孩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奔跑。大人们继续聊天，话题漫无边际，聊电视里的新闻联播，聊各自地里的庄稼，也聊聊邻村的八卦。这些话题混在一起，没什么严谨的逻辑，摊开来晾在月光底下。

乡亲们围坐赏月，像一场来自远古的约定。

那晚父亲去了果园的山寮，守着那些即将成熟的果实。山寮在村子外面的山上，我往那个方向望过一眼，山是黑的，沉默的，什么也看不见。我那时候不知道，一个人的缺席也可以成为记忆的一部分，而且有时候，那个空着的位置，甚至比在场来的更有分量。

孩子们跑累了，或蹲或坐在各自家长的膝旁，细妹伯母领着大家唱起了客家童谣《月光光》：

月光光，照四方；

拗牛眼，一支香； 

拗腊蔗，等新娘； 

新娘来到伯公坳，

耳环搏来做圣珓； 

一对阴，一对阳， 

过加两日来拜堂。

儿时并不了解童谣中的深意，也不觉得等新娘、来拜堂这样的词句出现在童谣中有什么不合时宜。只知道小孩们唱起来顺口，大人们听起来高兴。

歌声散去，夜色便一寸寸沉了下来。孩子们玩得累了，眼皮开始打架，有人揉着惺忪的睡眼，软软地喊了一声：阿公，讲个古。

讲古，是村里最暖的夜课，由最年长的人坐在月光里，把老故事慢慢说给大人小孩听。爷爷清了清嗓子，声音沉缓，带着岁月的温厚，缓缓开了口。就连趴在脚边的狗子，也像是听懂了似的，悄悄聚拢过来，挨在大人腿边，安静卧着。

月光如水，静静淌在爷爷脸上，把他的眉眼衬得柔和又庄重。

我也乖乖坐好，支起耳朵听。可没听几句，目光就不受控制，轻飘飘地往上飘。

那晚的月光实在太明亮了。一轮圆月悬在榕树梢头，离得那样近，圆得规整，亮得坦荡，把整个院落照得纤毫毕现，连树影的纹路都清晰分明，无处可藏。我怔怔望着那轮明月，心底忽然冒出来一个念头，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发了芽：我想用手指，指一下月亮。

我并非不信禁忌，也不是有意要试探什么。恰恰相反，我深信不疑。傍晚在拜月光的仪式开始前，奶奶已经反复叮嘱过，语气平静却不容置喙，我当时连连点头，心里半分怀疑都没有。老人们都说，手指月亮，月光娘娘会割耳朵。我信这件事，信得那样彻底，那样虔诚。

可也正因为这份深信，那念头才愈发执拗，在心底翻涌，怎么也压不住。

我慌忙收回目光，强迫自己重新看向爷爷，努力去听他说的故事。可不过几句，眼神又不由自主地飘向那轮圆月。它还在那里，安安静静，圆满明亮。我低下头，盯着自己搁在膝盖上的右手，五根手指乖乖蜷着，看着安分又乖巧。

爷爷的故事讲到一半，人群里有人低笑了一声，我没听清笑的缘由，那笑声轻飘飘的，在耳边绕了一圈便散了。我的心跳却骤然快了几分，手心悄悄沁出一层薄汗，又黏又潮。

我再次抬头，望向那轮月亮。

它亮得那样坦然，像一双洞悉一切的眼睛，静静注视着人间；又亮得那样漠然，仿佛世间所有心事，都与它无关。那一刻我忽然笃定：就要在这样的月光里，完成这件事。就要在月光娘娘的注视下，在爷爷讲古、所有人都未曾留意的瞬间……

右手的食指，缓缓从膝盖上抬起。心跳擂鼓般响着，重得几乎要冲破胸膛，我生怕身边人都能听见这慌乱的声响。手指慢慢往上，掠过胸口，擦过下巴，越过额前的头发，指尖直直对准了那轮高悬的圆月。

指尖凝在微凉的空气里，连风都嘎然骤停。世界静得可怕，只剩下爷爷低沉的话音、远处隐约的虫鸣，还有我胸腔里那震耳欲聋的心跳。我僵着手臂，指尖稳稳对着那轮圆满，像完成一场无人知晓、无人见证的隐秘仪式，带着孩童的叛逆，又藏着虔诚的敬畏，怯懦，又孤勇。

不过短短几秒，却像过了一整个漫长的少年时代。我猛地收回手，指尖冰凉，耳廓却烫得发颤，像被月光轻轻灼过。我慌忙埋下头，死死盯着自己的膝盖，不敢看任何人，更不敢再望一眼那高悬的明月。我静静等着，等着传说里的惩罚降临。比如尖锐的疼痛，温热的血，残缺的耳廓。可什么都没有发生。风依旧轻软，月光依旧皎洁，爷爷的故事还在缓缓流淌，邻里的闲谈、孩童细碎的嬉闹，一切都和方才别无二致，安稳如常。

我悄悄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完好无损，连一丝红痕都没有。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心底却莫名空落落的，像一场郑重其事的冒险，最终落了个平淡无奇的结局。那晚余下的时光，我始终惴惴不安，总疑心月光娘娘的目光，藏在夜色深处，一直追着我，不动声色，却从未移开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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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我客居山城重庆。

今夜，窗外落着绵密的雨，淅淅沥沥敲打着玻璃，雾气漫过江面，晕染成一片迷蒙，抬头望去，半分月色也寻不见。书客厅的书架上，这把旧算盘静静立着，褐色木框，黑色算珠，依旧带着当年微涩的质感，却沉静、温润，像一块被时光慢慢磨软的石头。

如今伏案写下这段往事，雨声是最温柔的背景，回忆似是不灭的灯火，九岁那夜的月光，穿过岁月漫长、透过层层雨雾，清晰地落在纸页上，一如当年的圆满，一如当年的明亮。

直到此刻，我才慢慢读懂，月光娘娘降下的惩罚，不是有形的伤，不是血肉的痛。

人世喧嚣如潮，人来人往，流言与纷扰、期许与评判，曾轻易就能盖过心底最微弱的声音。而九岁那夜的一指，是孩童最无畏的冒犯，也是一场隐秘的约定，让我从此与喧嚣世界，悄悄隔了一点温柔的距离。

我的耳朵完好无损，却渐渐学会了过滤外界的纷扰。许多话语听在耳里，却落不进心底；许多热闹看在眼里，却不再轻易卷入其中。

这不是残缺，而是一份安静又慈悲的守护。它让我能听见更轻、更真、更靠近灵魂的声响：禾庭里香火燃烧的微响，客家童谣里婉转的余韵，爷爷念出家人名字时的郑重与慈爱，还有心底那片永远不曾被打扰、永远澄澈明亮的，属于故乡的月光。

雨落山城，不见明月。祈求九岁那轮月光，能永落心底，岁岁年年。

月光光，照四方。

对于海马体而言，记忆不是一条连续的河流，而是一片散落的群岛。有些岛屿完整地浮在水面上，草木葱茏，边界清晰；有些则半沉半浮，只剩山顶露出水面，隐约可见曾经的轮廓；还有的彻底没入水下，只在水流平缓时投下一团模糊的暗影。海马体不负责判断哪些岛屿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沉没，它只负责存储，而且是被动存储。真正的筛选发生在更深的地方，在一个连神经科学也说不清楚的位置。那里有一个开关，触发了，某些岛屿就开始下沉。不是轰然坍塌，而是缓慢的、几乎不可察觉的沉降，像海平面在无声地上涨。而选择性失忆，大抵就是海马体的被动存储，遭受到了情绪或心理创伤的破坏。

我是一个选择性失忆症患者。所谓选择性，并非大脑像图书管理员那样精心挑选几本不想要的书籍堆砌进仓库，而是某种无声的沉降。它不分轻重缓急，不理会哪些记忆值得保留，哪些应该遗忘。他只是粗略地划出一个范围，比如我恰巧在二十一岁至三十岁之间的那片海域，部分岛屿沉下去。不是全部，是部分，可能是小部分，也可能是大部分。留下的是一座座还浮在水面上的孤岛，彼此之间隔着雾蒙蒙的水面，看不见对岸，更找不到渡海的船。

失忆也不算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更像是一场缓慢的潮汐，每天涨落一点，带走一些沙石，磨掉一些棱角，等到你察觉的时候，海岸线已经发生了偏移。我清晰记得很多事情，记得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门庭外的那棵黄皮树，每年六月结满果子，酸得让人直皱眉头。记得大学时在学校湖边的路灯下复习，路灯把我投射进湖面，一摇一晃的。记得毕业典礼那天，有人的帽子被风吹跑，追到湖边才捡回来……

另一些模糊或者空白了的部分，像一本被人撕掉了部分页码的书。部分章节还在，字迹清晰；有些只剩下残页，边角焦黄，字迹模糊；有些干脆不见了，连章节标题都无从知晓。

家人和医生告诉我，这是一场车祸造成的。二零一九年，三十岁，珠城，海滨路。为了躲避一只突然窜到车灯前的流浪猫，也可能是流浪狗，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我猛打方向盘，车辆侧翻，在沙滩上翻滚了几圈。这些细节不全是我自己记住的，是心理医生们告诉我的。他们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的时候，语气很小心，像在复述一份需要谨慎处理的医疗报告。我细听，觉得那个在深夜开车冲向沙滩的人离我很远，像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的朋友。即便我知道亲历这一切的正是我自己。

我自己记得的东西不多。急刹车的声音，不是尖锐刺耳的，是沉闷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内部断裂。紧接着是身体被甩向一侧的重量，那种失重感很奇怪，它不是让你临空飘起，而是让你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得很重，每一块骨头拽着肉身向下坠。

而后是沙子的清晰触感，粗糙的，带着海水的咸腥，从破碎的车窗飞洒进来，贴在脸上，贴在脖颈上，贴在任何裸露的皮肤上…..最后海水从四面八方涌来，甚至连挣扎的时间都没有，便溺水窒息。这些感受是真实的，它们不像是记忆，更像是身体的本能记忆。

车祸之后的记忆也不是完全的空白，是一张被海水泡过的报纸，有些地方的墨迹洇开了，看不清写了什么；有些地方整块缺失，只剩下一些不规则的洞；但还有些地方字迹依然清晰，甚至比原来更醒目。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天花板是白色的，墙壁是白色的，床单是白色的。有人喊我名字，我听见时觉得这个名字是问谁借来的。有人告诉我在哪座城市，我听见时脑子里浮现不出一幅对应的画面。但有些记忆的碎片是后来的事情了。更早的，那十年间左右的部分，那些被海水漫过的岛屿，沉下去的到底是什么，我不得而知。

后来我慢慢重建了一些东西。不是找回那些沉没的岛屿，是学会了在剩下的岛屿上生活。就像一片群岛的居民，不去追问那些消失了的陆地去了哪里，只在还坚实的地面上盖房子，种庄稼，等日出，写作。我离开了珠城，来到山城，在南新街开了家小店，卖咖啡和金酒。我开始写一部小说，写一个叫王佑城的人，在珠城创业，还在海边建了一栋玻璃房子作为公司总部，叫做向海中心。后来创业失败，破产离开。写这些的时候，有些细节自己会冒出来。比如那本蓝色封面的唯一诗集，夹在整墙的经管类工具书籍中。比如那张夹在书页里的旧船篇，比如深夜在海边抽烟时烟灰被风吹散的细节。我不知道这些细节从哪里来的，我敢肯定他们不全是记忆。但它们就是形成在意识里，再顺着笔锋，倾泻而出。

落脚山城生活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和一个人在北滨路碰面。她叫林挽江，在北江大学读医学研究生，兼职网络文学编辑，我写的小说她基本都在看。我们沿着江边走，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说话的方式我很适应，不着急，不追问，每说完一句都会停顿一小会儿，像在等上一句话落稳了再开口。她身上有种医学生特有的冷静与克制。看什么都像在看病例，但又不让人觉得冰冷。

今天她聊到创伤性记忆的处理机制。她说大脑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会选择将一段记忆压缩成一份只有结论和关键数据的摘要，然后丢弃过程性的录像带，只留下一些无法处理的静止画面。她说这是一种防御和自保，为了让机体能够运转，不至于被过于沉重的信息压垮。她说这些的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教科书上的知识点。

我说就像接受车祸失忆的诊断。

她的脚步好像慢了半拍，但没有接话。

我们沿着江边走，对面南岸的灯火在水面上拖成模糊的光带，雾从江心漫上来，吞掉远处的轮廓。江水流着，不急，也不停。林挽江看着不远处的两江交汇处，说黄浦江是长江入海前吞下的最后一条支流。她说长江的旅程到此为止，它的名字和故事都汇入另一个更庞大的叙事里，但也可能是另一种开始。“入了海，才是真正水循环的开始。”

我没有说话。端着那杯已经凉透的咖啡。凉了的耶加酸得突兀，那种“隔”的感觉更明显了。林挽江总说我手冲的咖啡有种隔的感觉，像隔着什么东西。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但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她到点该回去学校了。沿着来的路往回走，不紧不慢，身影很快被雾吞掉。我站在观景台上没动，江风毫无遮挡地吹过来。我拧开杯盖又喝了一口，凉咖啡的酸味在舌根处停留了很久。

往渡口走的路上我想起一些事。刚来山城那会儿我试过很多办法，想弄清楚那些沉下去的岛屿到底是什么。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让我试试冥想，回到过往的那些场景里去。我试了，闭上眼，看到的只有沙子和海水，还有一个模糊的方向盘。我很想看清二零一九年那晚，我试图躲开的，到底是猫是狗，还是人。无论他是什么，我想知道后来我是否成功躲开了，有没有伤害到他？而且我很想知道，我是开多快的速度才会从海滨路上侧翻进沙滩，再跃进海里？可我一旦试图往记忆深处探寻，就会从冥想中醒过神来。

我甚至不确定那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后来根据医生提供的病例补全的想象。我也试过回珠城，可买了票，到了车站，又折返回来。站在候车厅里看着电子屏上滚动的车次，珠城两个字跳出来的时候心跳得很快，但腿总是失灵，断开了神经的连接，怎么也迈不出去。有一回我在候车厅坐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把票退了。那时候还不认识林挽江，也没开始写这部小说，每天在更新换取铜板的网络小说之余，就是开店、关店、睡觉、醒来。

后来我决定写这一本小说。写一个叫王佑城的人，写他失败，写他开车离开。写着写着，像是在替另一个人讲他还没讲完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最终会通向哪里，但我知道，只要继续写下去，那些沉下去的岛屿、那些被摘除、被压缩、被隔离的碎片，总有一天会自行浮出水面。于是有了三十余万字的《江与城》。

小时候，在村子的东南角有个污水塘。

说它是塘其实抬举了。不过是低洼处积了水，周围长满蒿草，水面常年漂着一层铁锈色的油膜。源头是上游几家小作坊，漂染的、电镀的、做纸的，废水顺着沟渠流下来，在这片凹地歇了脚。水是浊的，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气味，不像腐臭，更像铁钉泡久了发出来的腥。

污水塘里，长着一丛一丛的白草。

那些草我后来从没在别处见过。杆子比芦苇细，比狗尾巴草粗，挺直地戳出水面，穗子毛茸茸的，白得不掺一点杂色。是刀锋上月光的那种冷白，清冷，干净，带着某种拒绝。它们从锈水里长出来，根扎进最脏的泥，穗子却朝着天，比村里任何庄稼都挺拔。

大人不让靠近。说那水有毒，说草根底下沉着死猫死狗，说谁家孩子掉进去就没捞上来过。我远远看着，觉得那白草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后来父亲教会我骑自行车，能去更远的地方了。经常骑车进山林，骑车到更干净的江河旁。但污水塘的存在始终在心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眼看着塘里的水更浊了些，草更密了些。风一吹，那些白穗子齐刷刷地倒下去，又齐刷刷地站起来，像一群不说话的儿时玩伴。

我常骑着自行车在那儿发呆。有时带上自己的日记本，写不出什么，就坐着看水面的油膜怎么被风揉皱又摊平。有蜻蜓停在草尖上，翅膀是透明的，跟白草配在一起，像某个人小心安置的摆设。偶尔有鸟从塘面掠过，翅膀扇起的气流让白草弯了弯腰，然后直回来，继续站着。

那时候的自己并不理解村里的人为什么如此刻意地远离这里，明明这些污水来自人类自己。

记得镇上中学的化学老师来取过水样。他站在塘边，举着试管对光看，说重金属超标几十倍。又拔了几根白草，根须在水里漂着，像老人的白发。“怪了，” 化学老师说，“这种水还能长东西。”

后来他再没来过。白草继续疯长。

有一年大旱，村里的井见了底，污水塘的水也退了一圈。露出来的塘底黑得像墨汁，太阳一晒，裂成龟背一样的纹路。可那些白草没倒，根须从裂缝里扎下去，穗子虽然矮了些，照样冷白，照样挺拔。我蹲在塘边看了一下午，看蚂蚁怎么绕过龟裂的泥地，看一只蛤蟆怎么从草根间跳过去，身上沾着黑泥，眼睛鼓鼓的，盯着我，然后跳进更深的草丛。

那年初冬落了霜，白草穗子裹了一层冰晶，更白了。太阳出来，霜化了，穗子湿漉漉地垂着，打不起精神。第二天又挺拔起来。

后来我离开村子，到城里念书、工作，十几年再没回去过。污水塘出现在了今天早晨的梦里，白草依旧疯长。城里有公园，有湖，有水边的芦苇和菖蒲，都好看，都干净。但没有白草，那种从脏水里长出来、比什么都更具生命力的白草。

时隔多年，今年春节回去祭祖，特意绕到村子东南角。塘还在，水还是浊的，但浅了很多。白草也还在，稀了一些，穗子还是白的，只是有些蔫了。旁边立了块牌子，写着“生态修复示范点”，字迹模糊，大概有些年头了。

梦境里，回去的路上，轻盈地骑上父亲的二八大杠，路边的树木簌簌后退。污水塘是一个大时代，白草成了大多数中的极少数。水是污的，根是苦的，穗子要白就白到泛冷光。没人靠近，甚至没人知道。噢，唯独那田间的风知道，蜻蜓知道，那只跳进草丛的蛤蟆知道。